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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与接待基辛格秘密访华

2000年10月13日 15:02

  作者:唐龙彬

  周恩来总理会见基辛格

  1971年7月9日至11日是中美关系中最值得回顾的重要日子,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了中国,恢复了中断20余年的中美两国政府交往,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两国正式建交打下了基础,从而揭开了两国关系史册上的重要一章。

  对于基辛格的这次秘密访华,周恩来总理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71年12月22日,周总理在为欢迎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举行的宴会上讲话说:“(中美关系的恢复)要归功于毛主席和尼克松总统。当然,一定也要有一个人作先导,这个先导就是基辛格博士。他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我当时在外交部礼宾司任职,有幸参加了接待基辛格的工作,成为基辛格秘密之行的见证人之一。这件事尽管已经过去了29年,但每当回顾往事,就好像发生在不久以前,有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仍历历在目。

  周总理亲自为基辛格安排住处,要求我们不卑不亢

  周总理亲自带领接待人员到钓鱼台国宾馆,选定了靠北头、比较僻静的5号楼为基辛格一行的下榻之处。我方接待班子就在邻近的4号楼办公,周总理和叶帅也经常到那里听取汇报。这个院子里还有个6号楼,当时空着。6号楼与外面由一座小桥连接,桥上我们安排了警卫站岗。这两座楼靠近北门,当时规定除参加此次接待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准走北门。

  周总理就房间里的摆设和接待工作作了明确指示,要求我们一切本着有利于这次中美高级会晤的气氛出发。周总理说:我们欢迎人家来,就得要热情,否则就太不礼貌,也不要强加于人。按照总理的要求,国宾馆对5号楼部分房间立即做了粉刷;沙发、窗帘和一些家具等全部换了新的,对空调等也做了全面检查;还在基辛格的客厅里增摆了酒台,放了中外名酒和香烟等。当时是“文革”时期,钓鱼台各楼房间都摆着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等,我们按照总理的指示,拿走了语录本和选集。但没有想到,后来基辛格一行走时还特意向我们要了《毛泽东选集》。另外还有不少“文革”色彩很浓的工艺品,像红卫兵的瓷塑和墙上挂着的宣传画等,也都换成了文物、国画等。摆放的报刊杂志也作了挑选。还在基辛格住的房间里摆了一个由宾馆赠送的大花篮。

  对参加这次接待工作的所有人员,包括服务人员、司机和安全人员,均作出了严格规定:严守秘密,保证安全,在执行任务期间不能回家,不能往外面打电话,不准做记录。我们连小本子都不敢带,每次领导布置工作只能靠脑子记。

  在客人的饮食方面也根据总理的指示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那次还是国宾馆第一次接待如此高级的美方官员。钓鱼台平日还没有准备“起司”(奶酪),听说美国人爱吃,就专门从别处选购。又了解到美国人爱吃海味,就准备了鲍鱼、海参、鲜贝等。两天的菜谱都由总理亲自审定。总理还提出,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尝尝烤鸭。去烤鸭店不方便,我们就请了北京烤鸭店的一位老厨师来钓鱼台,搞了个小烤炉。另外还安排一名西餐厨师,可后来征求他们意见,他们都说吃中餐,而且他们对中餐显得很习惯。尤其是基辛格的随行官员洛德用筷子和中国人一样熟练,后来知道他的夫人是华裔。

  离京前,周总理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找我们谈话,强调这次任务的重要性和要严格保密。总理说:这是中美交往中断了20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这说明了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傲慢的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我们应该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工作。

  第一次与美国政府要员面对面会谈,双方都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对方

  由于时间紧迫,更主要是考虑到这次行动的保密性,我们离京时护照签证和有关出国证件等也就全部免办。7月8日凌晨,天蒙蒙亮,我们4人带上最轻便的行装直奔南苑机场。南苑机场当时是内部军用机场,平日极少有外国飞机在这里起降,因此决定基辛格一行乘坐的飞机在这里降落。我们一进入机场,就看见那架涂有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标志的波音707飞机。这是叶海亚总统的专机,于7日傍晚试航后返回南苑机场,等候我们乘机前往巴基斯坦的。机组均为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飞行人员组成。他们事先并不知悉乘坐专机人员的身份,在执行任务中也未与我们见面。飞机上还有中国民航派出的徐柏龄大队长等两位领航员。上机后,我们和我方机组人员简单寒暄了几句就进入宽敞的客舱。

  4个多小时后,飞机平稳地降落在伊斯兰堡查克拉拉机场特别停机坪。我们一眼就看见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在机场上等候,使馆的两辆黑色奔驰车就停在他的身后。我们下机后未和张大使说几句话就立即乘车直奔大使官邸,沿途也顾不上观赏路旁建筑和景色。按照日程安排,我们下午可以到外面去转转,但是谁也没有心思出去逛。想到中央领导的再三交待,为了绝对保密,以免外出引起意外,我们就在使馆休息。

  晚上8时,张彤大使和我们一起应叶海亚总统的邀请赴总统府参加晚宴。这是总统举行的小型宴会,巴方除外交部外事秘书苏尔坦·汗一人作陪外,还有总统军事副官海军上尉在场照料(凑巧的是,事隔17年后当我被任命为驻瑞典大使赴任,发现这位总统副官也被任命为巴基斯坦驻瑞典大使。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一见如故,见面时经常回顾这一段历史。在我们任职期间我们成为挚友)。

  席间,叶海亚总统简述了基辛格到巴基斯坦后的活动及他和基辛格会晤的情况,还告诉我们基辛格将装病,以避开外界注意,在装病期间赴中国作48小时的秘密访问。叶海亚说,他对这次能当中间人,对中美高级官员的重要会晤做出贡献感到十分荣幸。章文晋也代表中国政府对叶海亚总统的帮助和协作表示了诚挚的谢意。晚宴到11时才结束,我们回到住地立即开会商量第二天的工作。那一晚,我们只休息了两个多小时。

  7月9日凌晨3时半,天还没有亮,我们就乘车前往机场。整个伊斯兰堡市仿佛在沉睡之中,沿街没有行人和车辆,透过车窗只能看见灰暗的路灯在闪烁晃动。我们在预定起飞时间前10分钟到达机场,门口的警卫远远看见我们的汽车牌号,就挥手让我们进去。汽车直接开到停机坪,机场上一片漆黑,那架黑乎乎的波音707早已停在那里等候,前舱门放下一道舷梯。机舱内的窗户全部关闭。我们上机后就坐在机舱门附近的座位上,从舱门处紧张地注视着外面。那时正是当地凌晨4时20分。

  几分钟后,两辆黑色轿车驶来,直接开到舷梯下,先是一个又瘦又高的身影从车中出来,那是外事秘书苏尔坦·汗先生,随后从另一面车门闪出了一个肥胖的身影,我们早就从电视里熟悉了这个身影,那就是基辛格。等他转过身来,我们才看清,他低着头,戴着一副墨镜,一顶大沿帽。这种打扮对不大熟悉他的人来说,真是不大好辨认,他快步跟上苏尔坦,登上舷梯,进入机舱。苏尔坦·汗先生为双方作了介绍后就下了飞机。

  美方人员是:基辛格,温斯顿·洛德,约翰·霍尔德里奇,迪克·迈斯泽。洛德和霍尔德里奇是基辛格的政治事务助手,迪克负责生活事务。他们看上去都很年轻,大约30多岁,但已从事外交工作多年。另外还有两名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

  我们相互握手致意,这是中美政府高级官员20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一边是笔挺的西服,另一边是严肃的中山装和女制服,这不同服装的鲜明对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清楚记得,基辛格的手又粗又大。他握手很有劲,神态很精明。我当时不禁暗想,这个人可能很不好对付。

  当地时间4时30分,飞机准时起飞。数分钟后,当飞机开始平稳地飞行时,我们便挪动到一张小桌旁,围坐在一起。开始时,双方都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对方,气氛很拘束紧张。两个特工更是如临大敌,他们都有手铐,把自己的手锁在黑色文件包的提手上。我后来读了基辛格的回忆录才了解到,原来他们是在登机前一个多小时才知道这次神秘之行的。

  相互致意后,基辛格就对唐闻生说,很高兴能见到南西·唐。所到这个名字,我们有些吃惊。唐闻生立刻告诉我们这是她在美国时的名字。看来,美方得悉我们4人的姓名之后,已事先通过有关方面了解了我们的情况。

  基辛格又接着开玩笑说,唐闻生可以竞选美国总统,而他不行(因为唐出生在美国)。大家都笑了起来。章文晋问起了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装病的情况,基辛格便讲了他怎么装作胃疼发作,到叶海亚总统在北部纳蒂亚加利地区的别墅休养,逗得大家发笑。气氛很快轻松起来,大家也谈笑自如。开始时,章文晋虽精通英文,但还是通过唐闻生翻译,随后自己也直接讲起英语来。基辛格告诉章文晋,他此行的目的是宣告美中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但最好首先就整个形势取得一致看法。章文晋表示,周总理准备就广泛的国际和双边问题与他交换意见。基辛格随后又问了一些有关北京的气候和风土人情的情况。

  基辛格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反应敏锐,知识丰富,精力充沛。但他的英文发音较怪,开始时不大容易听懂。

  沿途天气晴朗,经过试航的驾驶员熟练平稳地驾驶着专机,经过4小时45分、2400英里的飞行,飞机按预定时间———北京时间中午12时15分抵达北京。为安全起见,在飞机进入北京附近上空时,我空军出动了两架战斗机护航。当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南苑机场跑道上时,基辛格一行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烈鼓掌,我们也跟着鼓起掌来,祝贺平安抵达北京。当时洛德更是格外兴奋,因他坐在飞机前排,是第一个进入中国这个神秘国家的美国官员。但他们当时的心情却是很复杂的,对即将举行的会谈仍然是疑心重重。

  这是一个夏日的中午,多云,很闷热。我透过机窗,看到叶帅站在停机坪上等候。他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装,精神抖擞,正在与黄华、韩叙和冀朝铸交谈。他们身后停着3辆红旗牌轿车。基辛格首先走下飞机,叶帅迎上前去热情握手问候,用浓重的广东口音连声说,欢迎你!欢迎你!叶帅随后陪同基辛格坐进宽大的红旗轿车,直奔钓鱼台国宾馆,途中车队的车辆都把深色窗帘放下。

  美方人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

  到达住地后,基辛格等人顾不上休息,立即到院子里以散步为由商量问题。此后,他们始终采取这种方式商量问题,即使是晚上很晚,仍要在外散步。在室内偶尔交谈时,他们也要把收音机打开,以防有人窃听。有一次,基辛格等人散步到6号楼附近的小桥,被警卫挡了回来,他们不高兴,提出意见。我们说,这是你们自己提出的要求,要绝对保密。基辛格的两个保卫人员似乎很不习惯这种秘密任务,常常显露出很紧张的样子,跟在基辛格后面寸步不离,连与周总理举行的小范围会晤,他们也想千方百计“挤进去”。后因基辛格本人也不同意,他们只好在外面等候。

  我当时负责日常生活和联络工作,就往在5号楼下,还有一位翻译,几名警卫和服务员。基辛格一行住在楼上,他们有什么事情要找中方,就先告诉我们,由我们联系。基辛格最早的两次访问均作如此安排。尽管我们以为准备工作已够周到完善,但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意外。记得有一次,基辛格的助手霍尔德里奇拿着一叠新华社英文新闻稿来找我们的联络员。他指着封面上的毛主席语录问是怎么回事?原来,那段语录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霍说,这是从他们个人的住房里搜集到的,希望这些新闻稿是被错误地放到了房间里。这件事后来惊动了总理和叶帅,明确交待以后所有报刊杂志均放在走廊,自愿拿取。在以后基辛格数次访华时,这件事曾被作为“笑话”多次提及。

  还有一次,大概是他们为了试探一下服务员是否收小费,就在废纸里扔了一张10美元的钞票,我们的服务员拾到后立即请示我们,商量后让服务员把钱放在房间里的办公桌上。事后,他们在交谈中说,你们的服务员真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

  基辛格一行在京停留期间,总理对他们的生活起居十分关心。我们每次向总理汇报时,总理都要问客人习惯不习惯,并反复交待要保证客人的身体健康。

  10日早晨,我们安排基辛格一行到故宫参观。这也是他们在京停留期间惟一的一项外出活动。按照美方的要求,我们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对外关闭了部分景点,在参观沿线上只安排了几名便衣保卫人员。陪同参观的也只有黄华等少数人员。难怪基辛格在参观时说,今天的故宫显得格外幽静和宽敞,也看不到其他旅客。我们还特意安排了一名摄影记者,给大家拍照留念。照了几张以后,基辛格幽默地说,还是少照一些为宜,否则白宫知道后,以为我在这里只顾游山玩水,不务正业。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一片笑声,我们随即让记者停止拍照。

  中美会谈一直是在严格保密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他们对周总理十分敬佩

  基辛格在北京停留了48小时,同周总理会谈用了17个小时,每天会谈7至10小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会谈是在基辛格住地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举行。第一次会晤是在抵京当天下午3时举行,当我们通知他们时,基辛格感到很惊喜和突然,他们没有想到抵京才两个小时就安排会晤,更没有想到的是,周总理竟然亲自来他们住地见面。基辛格等提前15分钟就在楼下过道等候。当周总理、叶帅在4号楼听完汇报按时驱车到达5号楼时,基辛格即迎上前去,与总理热烈握手,并一一向总理介绍了他的随行人员。总理还风趣地和洛德说:“听说你从你的上海夫人那里学了不少中国话。”洛德当时腼腆地笑笑。双方人员进入会议厅入座后,洛德随即把一大叠文件夹放在基辛格面前。当基辛格发现周总理面前既无文件、讲话稿又无片页纸张时,他连忙解释说,这是助手们给他准备的讲话内容。总理很泰然地说:“我们可以更自由放松地交换意见。”作为一位老外交家,基辛格当时也只好点点头。这次会谈延续了3个多小时。

  最后一次会谈也是在基辛格住地举行,从上午8时一直延续到10时多,早已超过预定时间。我们在外面等候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着急,盯着会议室的门,不断地让服务员送湿毛巾、咖啡和浓茶进去,并探听一下会谈的气氛。根据事先商定,基辛格等将于中午离京返回巴基斯坦,继续在巴进行访问。如推迟离开,定会引起外界的种种猜测。

  3个小时过去了,会议厅的门终于打开了。双方人员面带笑容走出大厅,基辛格陪总理到大门外并帮助打开汽车后门,等车辆启动,挥手告别后才回楼里。这时,大家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协议终于达成了。

  叶帅、黄华、韩叙和我们先遣组4人到机场送行。基辛格一行按照预先的安排,于11日中午12时20分离开了北京。他们在北京短暂的48小时终于圆满地结束了。4天之后(7月15日),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中美双方同时向外界发布了一个震动全世界的公告。尼克松总统亲自到电视台向美国人民宣读了公告。内容如下: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短短100多字的公告是经过了多少个小时的逐字逐句的争论、磋商和反复修改后达成的,它蕴藏着极其深远的重大意义,这表明中美中断交往20多年的大门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将进入一新的阶段。(摘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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