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华

　　编者按：“1848年时，上海已是一个小有气候的‘西方世界’。但20世纪五十年代后，上海的外国侨民几乎绝迹。现在，‘定居’上海的洋人又多起来了。虽说上海仍然让洋人实现梦想，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上海不再以‘租界’为象征的主权剥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被出卖，而是被他们耕耘，让他们把梦想的结果留在上海。”

　　在中国，上海可说是个开风气之先、得潮流之先的都市。因为这个都市，早在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了“华洋杂处”的历史。四面来风———不管是和煦的风还是狂暴的风，都浸润着这个都市的躯体和灵魂。

　　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有一度上海人口成分单一，除了“阿拉上海人”外，洋人———外国侨民几乎绝迹。

　　现在又多起来了。不算入境旅游或作短暂停留者，“定居”在上海的洋人们据说有15万之多，来自50多个国家。他们操着各种语言，其中不乏有学会了中国话，甚至能说上海话至少能听懂些上海话的老外———顺便一提，如相声演员大山般，金发碧眼却说着地道的北京话，多少有点让中国人感到别扭。

　　有一句话却是相同且让人感到特别亲切的，那就是“哈罗，上海”。

　　他们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场合说着这句话。这15万外国“上海人”，在“阿拉”这座大都市中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清晨，外滩广场或社区花园中，会出现几位洋太太。她们也会打木兰拳、也会跳扇子舞；夜晚，衡山路咖啡馆、金茂大厦的士高舞厅，会出现不少洋先生。他们熟门路，显然是那儿的常客。

　　他们在上海工作、赚钱；在上海生活、享受。带来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理念，还带来了异域的生活习惯和情调；他们从上海得到的是友谊、尊敬和财富，还带走了美丽的上海姑娘。

　　但白丽诗———这位美国少女起的中国名字听起来像是一则著名广告：白丽香皂，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却是在1983年时嫁给了上海的。

　　当年，上海华东医院接生了这个美国婴儿，五十年代初她离开上海去了美国，七十年代时她在伦敦迫不及待向中国领事发问，我是否可以去中国？八十年代中叶，她如愿来到上海，说“我再也不会走了。”她现在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专家，在电视上看到上海媒体访问她时，她正用筷子而不是用铲子在炒着香喷喷的中国菜。

　　易安琦虽说没有嫁给上海，却也在上海生活了5年，她肩负着博雅公关公司上海总经理的要职，在上海开拓着一片事业的天地。她能说的中文词汇很少，但并不妨碍她在上海“公关”；她的性格中饱含美利坚民族的特征：乐观、奔放、生活上却已中西合璧，早餐，咖啡加菜包，她对上海的观感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很多梦想可以在这里实现。”

　　真奇怪，关于“上海是个梦”的语言我并不陌生。想起来了，那是英国上尉巴富尔说的。

　　巴富尔是在19世纪中叶时说这番话的。其时，他正站在上海外滩一片泥沼地里，以鸦片战争后胜利者的姿态出现。由他领头的6个洋人，也许是进入上海的最早的洋人。

　　据说当时这6个洋人，除了巴富尔租到一处房子外，其余5人只能寄居在上海老城的民居中，或是在城墙下搭建棚屋。当他们在风雨交加的夜晚念叨着自己家乡时，不知在他们的梦想中，是否梦到过上海将成为日后他们在远东的第一金矿。

　　1848年时的上海已经是一个小有气候的“西方世界”了。《上海滩史话》中称，当时在上海的外国移民总数已超过220人。与今天的15万人相比，220确实是个小数字，但这小数字在当时却创造了200万两税银的大数字。

　　后来，这个大数字更是吸引着无数洋人们长途跋涉来到上海。这中间有大富翁，也有流浪汉。他们在这里实现了一个个梦想，带走了一箱箱白银。上海“滩”逐渐变成上海“城”，上海人成为最早享受声光电化的都市人。但是，以“租界”为象征的主权剥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无一不显示出上海这座城市在纸醉金迷的表象下“被出卖”了的败家子相。

　　21世纪的白丽诗、易安琦们是说着“哈罗，上海”来到上海的。他们参与了“地球村”的建造工程，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构想的实践者。上海被他们耕耘，但上海没有被出卖；上海仍然让他们实现梦想，但他们把梦想的结果留在了上海，或者说留在了未来的“地球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