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桥

　　为了救助墨西哥艾滋病患者，一些热心的美国人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药物从美国非法运进墨西哥。

　　弗朗西斯哥·奥特加将价值3万美元的药品包好放进他那辆有些破旧的小汽车里，再用绳子将箱子捆紧，然后就向南方的墨西哥疾驶而去……

　　几年来，奥特加一直在独立执行着一种特殊的任务——慈善事业。他将美国防治艾滋病的药物和补给品偷偷运到墨西哥西北部的提华纳等几个城市的门诊部，让这些门诊将药物分发给当地艾滋病患者。这些门诊部看上去跟兵营差不多，但设施简陋，药物贫乏。这些城市里的一些男子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由于没有医疗保险，家里也没有财力，他们只能痛苦地等着死亡的到来。他们个个骨瘦如柴，在他们人生屈指可数的日子里苦苦地挣扎着。奥特加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动了恻隐之心。他决定要不惜代价地帮助他们。但根据美国相关法律，奥特加的这种行为就是走私。因此，奥特加的救助行动虽属慈善，但却不无风险。既然如此，我们就叫他“慈善走私者”好了。

　

　“慈善走私者”何止一人

　　在美国，像奥特加这样的“慈善走私者”不在少数，美国各地的城市里都有。他们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药物，特别是一种被称为“三倍鸡尾酒”的药品偷运到墨西哥，因为现在美国和欧洲的艾滋病患者就是用这样的药来延长他们的生命的。这些慈善走私者来自美国的各个阶层，他们有同性恋活动家，有艾滋病死难者亲属，甚至还有一名叫索伯塔·洛帕芝的墨西哥州修女。洛帕芝每隔几个月就要来一趟桑塔安娜和洛杉矶，为墨西哥瓜达拉加拉和坎春两地的艾滋病者收容所收集药品。在过边境时，为了避免过境检查时被发现，他们有的就将药物藏在汽车的行李仓里。这些药品多是慈善走私者从那些已经死去或已改用其他药物的病人手里收集来的，等到收集到满满一箱后，再想方设法用汽车运送到墨西哥。

　　墨西哥和美国政府都有明文规定，没有处方而运送和分发药物都是非法的。尽管药物源源不断地从美国流入墨西哥，但美国和墨西哥都没有商议办法进行阻止。

　　据统计，目前，墨西哥被登记的艾滋病患者有4.2万名。乔治·萨阿维德拉是墨西哥保健制度方面的专家，他受墨西哥政府委托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上述这些艾滋病患者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医疗保险，无法用防治艾滋病的药品医治。他们中间许多人———在移民美国做工时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HIV的。之后，他们就来到墨西哥一些城市的诊所寻求医治，因为他们生活的故乡———墨西哥农村根本治不了这种病。萨阿维德拉说：“在墨西哥，有许多人根本得不到医治。许多人也就因此千方百计地给予帮助。”

　　对于许多墨西哥的艾滋病患者来说，他们的治疗方法少得可怜。而从美国非法运进的药物和其他补给品就是为数不多的几种方法中的一种。

　　帕特里契亚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今年33岁。她住在墨西哥一个名为米乔坎的小村庄里。先前，她丈夫在美国打工。他从美国回来后，帕特里契亚就从他身上感染了HIV病毒。他丈夫已经去世了。现在，她一个人靠种玉米和小扁豆来养活两个孩子。

　　帕特里契亚要求不披露自己的名字。为了治疗自己的病，她已经花光家里全部积蓄2500美元。一位生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知道后，告诉了自己的儿子。这位朋友的儿子便开始将他家附近医院里未用过的药物带给帕特里契亚。帕特里契亚说，如果没有这位朋友儿子的帮助，她即使不死，也早就奄奄一息了。帕特里契亚说：“就是因为他人的善意，我才暂且战胜疾病，活到了今天。”

　　其实，这些慈善走私者不无危险，他们也知道自己在以身试法。但墨西哥艾滋病患者的悲惨故事使他们不能无动于衷。一位名叫梅赛德丝·卡丝塔娜达的米乔坎州护士说：“我可能会坐监狱，但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知道上帝正看着我，他知道我在做些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慈善之举，仁义之道。”4年前，卡丝塔娜达发现她的堂妹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痛苦不已。之后，她就开始从美国纳什维尔、亚特兰大和芝加哥给墨西哥的艾滋病患者运送药物。在她的一些亲戚的帮助下，37岁的卡丝塔娜达找到了几家愿意捐赠多余药品的医院。于是，她常将这些捐赠来的药品包好放进自己的箱子里，再乘飞机来到米乔坎州首府莫勒里亚。这样一年几次，风雨无阻。但她并非每次都顺利过关。有一次，她就在机场检查关口被挡住了。一位墨西哥海关官员打开她的箱子，发现一盒一盒的药品和其他的医用供给品，包括肥皂和小块儿的消毒毛巾。

　　卡丝塔娜达回忆说：“我告诉那位官员说我有艾滋病，我需要这些药来生存下去。那位官员就立即关上箱子，扔下不管了。之后，他甚至连碰也不想再碰它一下了。”

　

　有人要求管制偷运

　　墨西哥一些艾滋病医院的医生和管理人员相信，这些“慈善走私者”所偷运的药物可以帮助改善数以百计的墨西哥艾滋病患者的健康，让他们更加愉快地度过余生。因为这些患者都有各自的困难，他们要么看不起病，要么搞不到这种先进药物。

　　随着艾滋病患者的增加，以及边界管制不严，这种药品走私变得越来越普遍。目前，泛美卫生组织正在试图与一些非赢利组织合作，要深入了解这些药品是如何被运进墨西哥的以及进入墨西哥之后又是如何存放和分发的。

　　泛美卫生组织是专门协调整个拉美地区的公共卫生政策的。该组织的官员说，他们希望最终要对这些走私药品的重复利用建立一套管制制度，以确保这些药物用于治疗时安全无误。该组织的地区顾问拉费尔·马兹因认为：“如果要确保这些药品用于治疗时安全无误，则必须把这种偷偷摸摸的走私行为与一些大机构结合起来，同时，还要给他们宣传相关的知识。”

　　慈善走私者走私药品时常常是将药品装入小药瓶内，再混装在凉鞋盒子里。之后，再由一些缺乏训练的志愿者分发给艾滋病患者。马兹因和其他的卫生专业人员担心的是，一些保质期不同的药品会被混放在一起或被贴错标签，从而难以弄清艾滋病患者是否得到了适当的治疗或甚至吃错了药而受到伤害。美国墨西哥边境卫生协会技术主任芮贝卡·拉莫比说：“有人捐赠药品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必须要对捐赠药品进行跟踪，同时必须对这些药品进行连续的接触和了解。”

　　“慈善走私者”矢志不移

　　然而，慈善走私者认为这些人的担心都是杞人忧天。他们还说阻止他们向艾滋病患者提供援助无异于对艾滋病患者判处死刑。奥特加说：“我开始走私药品是因为我看见人们在苦难中挣扎。一看见美国这边多的是(药品和医疗用具)，从道义上说，我就别无选择了。”

　　奥特加今年42岁，4年前开始参与了走私药物。此前，他一直靠在交易市场卖手表来维持生计。自从他在美国奥林奇县和墨西哥的几位最亲密的朋友患了艾滋病，他就干起了走私药品这一行。那是在他返回归故乡瓜达拉加拉的途中，他亲眼看见了墨西哥与美国的差别：墨西哥的资源真是太少了。于是，他就开始给瓜达拉加拉一对他认识的HIV呈阳性的夫妻收集药品了。后来，他走私药品分发的范围渐渐扩大，最终扩大到了墨西哥迪朱安娜州的一个医院里。奥特加说：“当你看见这些人因为缺少药物而在过着那样一种日子，遭受着那样的折磨的时候，你就实在别无选择了。”不过，奥特加自己并没有感染上艾滋病病毒。

　　奥特加说，看到那些接受他的药品的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延长了，他就干劲倍增，要继续干下去。热心的慈善走私者在前不久的一个星期五，去了拉斯迈默里拉斯。拉斯迈默里拉斯有一个艾滋病收容所，是奥特加经常要送药品的目的地之一。它深藏在橄榄枝密布的一列工厂后面，离迪朱安娜市中心15英里。

　　奥特加的小汽车穿过尘土飞扬的公路，终于到达收容所。这时，那些艾滋病患者便习惯地从门缝里窥探奥特加给他们带来了什么。他们渐渐围过来，认真地审视着奥特加为他们拉来的穿过的牛仔裤、T恤衫以及罐装食品和旅馆的肥皂，而奥特加则忙着检查水表。他总是担心没有足够的钱来付水费。没有水，病人就无法经常换洗衣服。

　　奥特加还来到收容所里头与艾滋病患者拥抱。他与24岁的卡尔拉聊了起来，说要帮她弄个火炉，以便让她与男友不久离开拉斯迈默里亚斯后共住一间房间时，生活方便一些。奥特加说：“我开始渐渐了解这些病人了。他们变成了人，而不是统计出来的数字。对我来说，这里不是另一个国家。我们都生活在一片土地上。”

　　之后，他又坐在一个四肢枯萎的男子的床边。这位男子已是病入膏肓，呻吟不止。奥特加握着他的手。这里还有其他的病人，其中两位因为患与艾滋病相关的病而双目失明，另有几位则患有肺结核。在离开收容所之前，奥特加把迪朱安娜200多名HIV呈阳性的患者的姓名一一记下来，按他们需要的药品和所需要的其他物品归类成表格。在回家的路上，奥特加说这次走访使他有些气馁，因为这一趟他发现自己要做的事太多了。因此，他计划要请他奥林奇县的朋友帮忙。奥特加说：“这些艾滋病患者需要筹集更多的钱，他们已经卖掉了他们的速食店，甚至砸锅卖铁能做的都做了。谁也不能那样生活呀！”

　　31岁的圣·路易斯·阿圭尔在发现自己感染上HIV病毒前在洛杉矶一家工厂干活，体重154磅。休假时，他回到迪朱安娜看望母亲。就在这时，他被诊断患有艾滋病。之后，他的体重不断下降，一直下降到了92磅。他非常想得到治疗，尽管他身上有钱，可当地却买不到治疗HIV的药物。后来，还是在奥特加和其他人的帮助下，弄到了一些捐赠药品。此后，阿圭尔的体重增加了30磅。但现在他仍然很虚弱。他整天躲在家里看电视，总是担心明天是否还有捐赠药品。阿圭尔说，没有奥特加的帮助，他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他相信自己是在洛杉矶得艾滋病的，因为他经常在那里参加一些有艾滋病人参加的活动。他说：“药用完后，我们就等待和祈祷。真令我害怕。”

　　偷运药品盛行的原因

　　偷运药品之所以如此盛行，是因为大多数穷困的墨西哥艾滋病患者买不起或接触不到治疗此症的最有效的药品(即所谓的三倍鸡尾酒)。这种混合剂由两种药物组成，可以减缓艾滋病病毒将自己拷贝给第三方。三倍鸡尾酒是一种较新的药品，又名蛋白酶抑制剂，可以阻止病毒的晚期繁殖，但它的服用时间必须准确及时。只有这样，才会有所疗效。

　　现在，美国的大多数艾滋病患者也买不起药品，但他们可以通过国家的医疗计划接受免费治疗。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墨西哥)，政府是不对艾滋病治疗提供补贴的。正是这样，数千名穷困的墨西哥艾滋病患者根本就无法享用三倍鸡尾酒治疗，因为这种治疗每月需要1000美元。再说，即使有些人买得起最好的药，但像三倍鸡尾酒这样的药品他们也不总是能买到。医生可以给这些患者开出药方，但药房不总是有这些药。因此，患者最后拿到的药常常是缺这少那的。

　　更糟糕的是，墨西哥许多穷困的爱滋病患者长期得不到必要的检验。如在今年7月份，墨西哥国家诊断和疫学参考研究所突然宣布用于检验艾滋病患者病毒载量的必要药物用完了。检测这种载量即决定患者该服用什么药。该研究所是墨西哥唯一一家收取80美元做这种检验的公共机构，私人诊所做这种检验收费是300美元。

　　政府官员和艾滋病活动人士承认，这种问题一时难以找到答案。据估计，墨西哥今天拥有约9万名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泛美卫生组织相信这些人都是HIV呈阳性者)。根据墨西哥政府所作的研究，如果墨国政府将三倍鸡尾酒发放给所有这些人，那么，墨国每年就需要5.91亿美元。这是墨西哥拨给该国卫生部总预算的约50%。

　　墨西哥爱尔帕索国际艾滋病行动机构的发起人斯基普·洛森塔尔说：“当接近(美墨)边境的时候，我发现道义上的差距是多么的大：在一边，人们可以享用任何东西；而另一边，人们在等死。”(转自《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