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项梓

　　他们年轻，有体力。他们梦想，发财黄金路。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中国福建人。他们出身农民，没有太多机会受教育。某一个早晨或夜晚，他们悄悄走了。跋山涉水，漂洋过海，到另一个国度去。他们不是公派考察，不是自费留学，不是投资移民。他们去打工，偷偷地入境打工，从那些最辛苦、报酬最低的工打起。他们把挣的钱寄回家，先还债，然后是自己的。他们被叫作“偷渡客”，或“人蛇”。

　　在英国港口多佛发现的58名福建偷渡客的尸体，已经触发了一场全球之痛。他们死得并不伟大，而是悲惨；并不高尚，但令人震惊与同情。海外有份报纸讲得更直截了当，“多佛惨剧是全球共同的耻辱”。

　　语言无法反映事态的严重性

　　那辆59英尺长、全封闭、专运新鲜蔬菜的“奔驰”冷冻货柜车是6月18日清晨从荷兰出发的。那一天，则是今年入夏以来西欧最热的一天，气温超过30度。车子报关单上写的是"西红柿"，目的地是英国。车到比利时港口泽布吕赫，然后乘5个多小时的轮渡，过海峡到英国港口多佛。谁也不会想到，货柜车里还装着他们，60名来自中国福建省福清市的龙田、港头和江镜三镇及长乐市部分乡镇的偷渡客。4个多月前，他们从福建启程，以出国旅游名义从北京出境，途经莫斯科、捷克、荷兰、比利时，快要到目的地英国了。

　　他们在中转地荷兰逗留了1个多月，中间3次企图进入英国均遭驱逐。这是第4次，他们改以集装箱货运方式偷渡过关。

　　他们终于到了英国。但生命却成了代价。根据两名幸存者后来的回忆，由于空调关闭，卡车开出后不久，就有人中暑，出汗不已，接着有人昏迷过去。没多久，许多人都呼吸困难，多数人瘫倒在地，昏迷不醒。身体稍强壮一点的人开始疯狂地拍打着车厢暗门，高声呼救，希望能引起驾驶室里司机的注意，停车把他们放出来。然而，由于整节车厢密封性能极好，所以司机根本不可能听到他们的拍打声和呼救声。许多人就在呼救拍打声中失去了知觉，慢慢地倒地死去。

　　“门被打开的一刻，就像是有天使从天而降拯救我们。”两名命大的幸存者告诉翻译：“十辈子也不想偷渡了。”

　　据英国验尸官格雷厄姆·佩林6月23日在多佛发布的验尸报告，证实58人因车内二氧化碳浓度过高而窒息死亡。随着车内氧气逐渐稀少，里面的人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便渐渐充满车厢。当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临界水准，人很快就窒息而死，其中两个人之所以能活下来，可能是因为两人能挺的时间较长，而周围的人死后，空气稍微多了一点。由于货柜车内黑暗无光，所以他们寻找车门时，只能在同伴的尸体堆中挣扎爬行，生者叠加在死者上面，尸堆越来越高。车壁本来有一个通气孔，可以让一丝阳光和新鲜空气透进密封的金属车厢，但是这个通气孔也在货车上渡船之前被从外面堵上了。佩林认为，正是这个要命的通气孔被堵上导致车内偷渡客缺氧而死亡。

　　6月19日凌晨，英国多佛港。英国海关官约翰·克里斯托弗对从欧洲大陆乘渡轮过英吉利海峡的大型跨国长途货车进行例行的检查。当那辆荷兰蔬菜专用货车徐徐驶过X光机的时候，屏幕上显现出层层叠叠的人形。他按下了设在暗处的警报器。闻迅而来的警官们七手八脚地打开货柜车，当他们卸掉车厢前半部分堆得严严实实的西红柿后，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集装箱。打开集装箱，一股令人窒息作呕的尸臭味扑鼻而来。所有的尸体就像是火柴棍一样层层叠叠胡乱地码在一起，集装箱地板上、四壁甚至顶棚上到处是死者呕吐的秽物和排泄物，尸体四周还胡乱地丢着一些空的饮料瓶和杯子！令他们意外的是，当他们强忍着呕吐开始往外清理尸体的时候，居然有两具“尸体”动了起来，并且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还有人活着！”英国警察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多佛惨剧的消息一经披露，震动全球。路透社称“这是英国非法移民方面最惨的悲剧”。尽管英国警方此前经常发现一些偷渡客为避免警方逮捕不惜跳车身亡，但对如此众多的偷渡客在一次事件中集体死亡感到无比震惊。正在葡萄牙北部城市费拉举行的欧盟15国元首高峰会议，中断了原定议程，立即发表联合声明，承诺马上采取紧急对策，严厉打击贩运偷渡客牟利的跨边界蛇头组织。荷兰首相库克指出，“语言已无法反映事态的严重性，人口买卖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增加。”

　　最惨的是死者，最痛的是亲属。福建省福清市江镜镇苍溪村一名曹姓死者的父母、妻子、大哥、大嫂自20日晚收到消息后，几十个小时都滴水未进。57岁的曹母呼天抢地哭叫：“我和老头子一早就不同意偷渡，造孽啊！”63岁的曹父则眉头深锁，忍着眼泪木然坐在老妻旁边。26岁的曹妻患有心脏病，不知哭晕过多少次。那双肿得像核桃的眼睛似乎再也不懂流泪了，只是傻乎乎地坐在木床上，连父母在旁叫她也不懂应一声。丈夫是因为养甲鱼亏了6万元人民币，才打算偷渡到外面去搏一搏的。连高利贷的4万元首期偷渡费，曹家一共欠债10多万元，现在老的老，少的少，这笔债不晓得怎么还。

　　欧盟反省移民政策　　多佛惨剧使得任何对偷渡漠然不顾的国家都不能不警醒。在强烈谴责人口犯罪集团的罪恶行径之后，不少欧洲国家开始反思其移民政策和反偷渡措施。

　　每年贩运偷渡客的全球贸易额高达40亿美元，许多毒品贩已经金盆洗手，转行组织偷渡。与偷运毒品相比，贩人不仅投资回报丰厚，而且受到的惩罚相对不重。据估计，每年进入欧洲的非法难民高达40万人。其中，1997年，在英国申请避难的总人数为17310人，1998年增加到46010人，去年更高达7.1万人，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去年要求避难的人口高达9.5万人。

　　法国《费加罗报》指责欧盟15国移民法各逞其能，偷渡团伙能够从中找到很多空子，几乎人人等着政治庇护和大赦。许多社会学家认为，从实际效果来看，欧洲现行的以限制为主的移民政策不仅堵不住日益扩大的移民潮，反而给各种渠道的有组织贩运非法移民的现代“贩奴”罪行提供了机会。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教授泰雷最近在《解放报》撰文指出，欧洲现行移民政策不仅没有奏效，甚至是一种完全失败的政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欧洲国家决策人仅仅从边界着眼，似乎限制移民的问题仅仅在于控制入境人数或将非法移民递解出境，而忽略了国内某些社会经济领域给非法移民提供的空间。他指出，法国的制衣业、餐馆业、皮革业、建筑业，甚至由某些承包商承包的公共工程，都是常年雇佣非法劳工的场所，而限制性的移民政策只能使非法移民成为地下工厂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正是这种可以非法打工的空间吸引了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年轻偷渡客，使他们不顾性命危险把自己交给蛇头和犯罪组织。

　　国际劳工局今年公布了一份题为《无疆界劳工，全球化对国际移民的影响》的报告。泰雷援引这份报告的统计数字来说明欧洲现行移民政策的无效。最近30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实行越来越严格的限制移民政策，却始终限制不了移民人数的大量增加。据国际劳工局统计，从1965年到1990年，全球移民迁移人口从7500万上升到1.2亿；其中仅进入工业发达国家的移民就从3000万增加到5400万。泰雷分析了这种矛盾现象给欧洲移民政策带来的诸多困难和后果：

　　首先，有关外国人入境和居留的法律越来越严格，导致合法移民大幅度减少；与此相反，移民总数却继续加大，说明非法移民在不断增加，造成政策效果适得其反。这也说明，在没有统一规章的欧盟境内，限制性移民政策起了疏导作用，使偷渡客拥向容易进入的地区和国家。入境人数没有减少，只是变成了行政身份和社会地位极其脆弱的非法移民，成为黑社会的猎物和犯罪团伙剥削残害的奴隶。

　　其次，在世界史的任何时代，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总是注定要失败的。无论古罗马帝国的长城也好，中国的万里长城也好，都挡不住民族和人口的迁移，它先是被绕过，然后是被攻破。在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发达的今天，限制人口流动更是不可思议。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结果只能是给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以可乘之机，导致“多佛惨案”那样的悲惨事件。

　　泰雷教授的最后结论是，“多佛惨案”固然是惨无人道的蛇头组织的罪行，但从社会的责任来说，也是欧洲限制性移民政策整套复杂机制失败的结果。欧洲要避免这类悲剧重演，必须修改现行的移民政策，而在制定新的政策时，不应忘记人口自由流动和定居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美国出版的一份华文报纸的社论更鲜明地指出：“从西方国家而言，他们常常在难民问题上搞双重标准，既希望通过某些政治避难的例子来指控中国大陆的人权，彰显西方国家制度及人权的优越；同时又谴责中国大陆在制造难民潮，给西方制造社会问题。如此一来，在遣返上困难重重，结果积重难返。其次，西方国家移民和难民制度的许多模糊和不确定，也鼓励了非法移民的前赴后继。但最为人诟病的是，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存在着庞大的地下经济，这些产业需要大量非法劳工，于是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为这些非法移民既满足了社会生产的需要，又不会占用政府的福利开支，由此在这些国家里产生了惨不忍睹、水深火热的人权死角，使偷渡者不但经历了死亡考验，还要长期被剥削，不少人被迫走上卖淫贩毒的绝路。”事实正是如此。多佛惨剧发生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有许多农场和工厂雇佣非法劳工。一些连锁超市的价格战，迫使它们的供应商依靠廉价劳工来降低成本。

　　“最大宗出口货物是人”？

　　在漫长的偷渡链条上，支撑偷渡客活下去、干下去的是三种混合的力量，发财梦的力量，债务的力量，还有对蛇头的恐惧。当然，也有人死在路上，死在翻山过程中，甚至在俄罗斯或乌克兰被野兽吃掉。多佛惨剧的验尸官佩林说，海关人员当时发现尸体旁边丢着乱七八糟的衣服。估计许多死者熬不住车厢里蒸笼般的高温，纷纷脱去身上的衣服。由于不准带行李，他们身上套了内衣、长裤、T恤衫等好几层衣服，除了衣服，几乎没有别的随身物品。其实，一旦进入英国，偷渡客的厄运才真正开始。他们首先被偷渡团伙接走、扣押、失去自由。蛇头命令他们打电话给在国内的亲属，要求限期交纳偷渡费用，每人大约3万英镑。如果对方不能迅速交清巨款，蛇头往往强迫偷渡客接通他们亲人的电话时对他们毒打，声声惨叫声也随着电话越洋传到中国大陆。

　　警方曾解救的一名偷渡客举起他的手，他因为拒绝听从蛇头命令强奸女性同伴而被削光手指上的皮肉。

　　在西伦敦一个地下室里，一名人质的大陆亲属由于无法借够所需25万元人民币巨款，蛇头为杀一儆百，要求其余4名人质抽签选出一人处死“赖账者”。

　　既然如此艰辛，为什么偷渡客们还层出不穷，前赴后继？多佛惨剧把国际舆论的视点又一次聚焦到了中国福建，尤其是福清、长乐等在偷渡领域大名鼎鼎的地区。英国广播公司甚至称福建“最大宗出口货物是人”。为何这里的人总想往外跑？

　　香港《文汇报》记者写到，“驱车过福清市区进入龙(田)高(山)半岛后，沿路随处可见一幢幢、一簇簇的崭新洋房拔地而起，从外观上看其豪华程度真令人咋舌、羡慕。据说，这些洋房大多是这些年来当地人偷渡异国的‘结晶’。”这些沿海乡镇人多地少，土地贫瘠。“20年前掀起的走私狂潮，使这里不少人家尝到了一夜暴富的滋味，而守着家里的几分责任田一辈子也富裕不起来。所以，这里的土地不是盖上了房子，就是干脆撂荒。即使种地，也多是老人或妇女，年轻力壮的男人或者外出承包工程，或者办理出国劳务，正道出不了国的，干脆就铤而走险偷渡出国，搏命一把。”

　　当地人有一种心理，青壮男丁如果不闯荡出外赚钱，就没有出息，在乡亲面前抬不起头，虽然偷渡要花很多钱，甚至会赔上性命，但与其留在乡下耕田，不如外出搏一搏，换来出头之日。他们都抱着一个梦想，有朝一日衣锦还乡，盖一座比别人更高更大的房子，大洒金钱，脸上生光。

　　由于福建沿海一带公安边防检查很严，从海上偷渡出去非常困难。因此，蛇头们就改变策略，改以办旅游为名，到第三国、第四国后，再将旅游证件收回，改换难民证或其他证件偷渡到目的地。每次组织偷渡一般都有好几个蛇头，往往在国外有一个人蛇组织，大蛇头都在国外遥控指挥，由国内的小蛇头负责“招兵买马”，事成之后，小蛇头一人最少可抽5000至1万元。除了预交少量订金外，大部分的偷渡费用都存入银行的指定户头，待偷渡成功并亲自打回电话后，再一次性付清余款。如果一时凑不够钱，有的蛇头还允许赊账，待以后赚到了钱再还，当然这种情况往往是亲戚或非常熟悉的朋友。如果要借贷，往往利息较高，约两分利息。即使是这样的高利贷，当地还是有很多人愿借，而且，往往是要靠高利贷才能出去的穷人。

　

　网上痛思沸沸扬扬

　　多佛惨剧引起的众多思索，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一个“出口”。自6月20日以来，多家知名中文网站的论坛中都发表了海内外华人的感受和见解，表达着哀思、沉思和痛思。

　　一篇题为《多佛货柜和泰坦尼克》的网友评论指出，“在泰坦尼克下水的时候，大英帝国正值巅峰时期。但是不管怎么样，到底是有大量的民众，向往着新大陆，向往在新的土地上寻找新的机会，开始新的生活。几百年中，不管欧洲政治经济形势如何，欧洲向新大陆的移民，从来没有间断过。他们漂洋过海，其中也不知有多少死在船上，有多少死在海里，有多少死在当时生存条件相当恶劣的新大陆。泰坦尼克中死掉的1000多人，只是所有移民牺牲者的一小部分，不足冰山之一角。多佛货柜中的死难者，和泰坦尼克里面的人一样，也是所谓经济移民，也是为了向往新的生活和新的机会，才漂洋过海。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过错。只看得出他们的和欧洲人可以媲美的勇气。如果说他们有什么过错，那就是他们太不会保护自己，不知道外部世界的险恶，和旅途的艰难，就像当年泰坦尼克上的旅客，以为上了一幸运之舟。却不知道那船上并没有足够的救生用具。”

　　“或许有些人看《泰坦尼克》流泪，而认为多佛罹难者丢脸。实际上他们是一样的，他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去追求的，是天赋人权：在这个星球上行走和谋生。”

　　有网民认为，“用偷渡的钱不如在国内发展”。“事件是悲哀的，实际上走蛇头路的人，所费颇丰，有这笔钱完全可以在国内发展，相信这里面没有几个要到国外留学的。他们这样做一举数失，一失中国人的面子；二失中国国体；三失国人信誉。更不用说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些人实在不应该拿生命开玩笑，也根本没到以命相赌的地步，没有迫害、没有压制，有什么必要跑到国外去。”“他们这样一搞，把真正需要出国的人的路给堵了。80年代中国人出国，在国外是最受信任的，一路免检一路绿灯。而现在像防贼似的，不把你折腾到最后是不放的。”

　　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偷渡国外打工有风险和危险，在国内打工就没有问题吗？且不说条件艰苦收入少，不少大城市动不动就清理外来人口，这个部门那个部门的刁难、乱收费，还不是搞得外来工心里没有安全感？

　　一名网民说，“许多人都对偷渡者为什么花那么多的钱去偷渡这件事奇怪，其实这些钱都是借来的。而且在福建有个传统，你说出国，大家都争先恐后借钱给你，觉得出国会赚大钱，以后还得起(外加利息)。你说借钱干别的，恐怕没人借给你。如果到国外后挣不到钱怎么办(比如所在国家经济不景气)，那只有去偷、抢、绑票，无论如何都要混下去，回家根本不可能，债主会逼死你，也无法面对家人。”

　　一名在荷兰、比利时接触过一些偷渡者的网民指出，“他们不光有福建，温州，也有上海，北京的。文化程度有文盲，也有大学毕业的。他们偷渡的动机，主要为了挣钱，贫富差异导致人往高处走。偷渡也有我们文化的阴暗一面影响：虚荣攀比。那些偷渡者和家人绝不会讲他们在外的实情，那种富裕背后的青春、血汗、孤独、颠簸、绝望、甚至死亡。”他举例说，L君来自福建，原是中医学院毕业，借高利贷12万，偷渡成功，在比利时中餐馆打工。有次工余与同乡外出，让比警方逮住，关了3个月。在狱中，差点精神分裂。因不做工，就无法还国内欠债。Y君来自上海，原是工人，多年来在荷兰私下为人推拿为生。让警察抓住，在狱中多次撞墙，撞得头破血流，实为苦肉计。警察3个月后也不得不放人。Y君唯一的希望是想让女儿大学毕业后办来欧洲。

　　不少网民都指出，“摆脱贫困才是根本出路”。署名木乔的网民说，“我的家乡在四川，这是中国最大的民工输出省，你要问为什么那么多人往外省跑，四川地少人多，穷是一个基本动因。到80年代后期，形成一年出去上千万的民工大潮，常常也是一个村里35岁以下的壮劳力全体出动去外省打工。那时我正在北京上大学，每年春节回四川，节后返校，与这些四川民工兄弟姐妹同时进出四川，那挤车的滋味真是永生难忘。多数时候我连站票也买不到，只好混上车再补票。最惨的一次，挤上火车后，一车厢里足足三四百人，根本无法动弹，就别说上厕所了。没想到火车又晚点，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站了近40个小时，到北京站下车时，双脚肿得根本走不动路。回想那一路上，我真是恨不得从车上跳出去。没想到，后来听说真的有民工不堪忍受出行之挤，跳车轻生。”

　　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6月25日强调，有必要让中国人民了解真相，了解蛇头制造的惨剧。作为死难者的同胞，我们理所当然要痛定思痛，多佛惨剧是全球共同的耻辱，但首先是中国人的耻辱。知耻而后勇。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要让多佛惨剧不再重演，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参与和配合，但更需要我们自己的反省和努力。我们不要怕丢面子，到我们真正有面子的时候，想丢都是丢不去的。

　　附录：

　

　“走私网络就像一条龙”

　　国际著名的偷渡问题研究专家、《偷渡美国》一书作者陈国霖对中国福建的偷渡客作过大量实地调查。他将人口贩子分为大蛇头和小蛇头。大蛇头通常是居住在国外的华人，“中国村民将他们视为海外的小资本家。当他们回国时，这些大蛇头慷慨捐款给当地政府以改善当地的基础建设”。小蛇头或称拉客仔，是来往于大蛇头和客户之间的中间人，通常住在中国，主要负责寻找和过滤客户并收取预付金。受访者大都对小蛇头没有什么好印象。小蛇头被视为有兴趣鼓励别人移民的投机者，他们不重视客户的艰辛和可能遇到的危险。所有的人似乎都可以担任小蛇头，包括低层政府雇员、大蛇头的好朋友或亲戚、失业人员，甚至家庭主妇。

　　将人口走私说成是一种行业更为合适，在这种行业中，大多数个人和小组都受到同一目的的驱使，那就是赚钱。这一行业由灵活的国际网络构成，深深扎根于输出国和转运国的各基层组织之中；个人和集团都将时间、精力、专业知识以及资本投入网络之中以便从中牟取利润。

　　一个人口贩子这样描述走私网络的特征：“走私网络就像一条龙。尽管它是个很长的动物，但身体的各个部位都紧密相连。”除大小蛇头外，每个走私集团都还包括以下人员：

　　1、输送人。如果某个中国人通过陆路或海路离开中国，在中国的某个输送人就帮助他或她到达边境或登上走私船。在美国的输送人则负责将被走私的移民从机场或海港接到安全窝。

　　2、腐败的政府官员。蛇头们贿赂个别中国政府官员以换取中国护照。很多转运国的司法局也帮助非法中国移民进入和离开他们的国家并从中获取利益。

　　3、向导和船上工作人员。向导负责将非法移民从一个转运站转移到另一个转运站，并负责帮助移民通过陆路或海路进入美国。蛇头租用走私船并雇用船主在船上工作。

　　4、打手。打手本身大都是非法移民，大蛇头雇用他们在走私船上工作，他们负责维持秩序并分发食物和饮水。

　　5、援助人员。援助人员是各转运站的当地人，他们为非法移民提供住宿。

　　6、收债人。在美国的收债人负责将非法移民锁在安全窝里直到他们还清债务，他们还负责收取走私费用。也有居住在中国的收债人。(转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