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宗懋

　　“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要紧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但我不愿放弃我独来独往的自由……”

　　说这话的人早已作古，但怀念他的人越来越多。或许政治之事是非成败转头空，没有复杂恩怨过节的一代回首看以前的事，总倾向于捕捉一些愉快的感觉，胡适博士就像那种典型，像一瓶老酒，越老越醇。他的思想，他的为人，没有什么战斗气息，所以在那满怀挫折感的年代，很容易被视为装模作样，没有诚意，可是当人们厌烦战斗，希望好好发展，找出长治久安之道时，胡适如沐春风的轻缓调子，就让人感到很舒服。

　　胡适的自由思想依赖的是理性与实证两大支柱，在现实政治中这很难做到，或者说很容易被误解。因为争取思想与言论自由的努力一旦遭到当权者的强力镇压，很容易转化为革命的情怀，熊熊燃烧，然而革命所要求的组织纪律和思想的纯化势必又与言论自由的原则抵触。

　　因此，争取思想和言论自由，却又拒绝和满腔热血的革命者站在一起，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中很容易被看成伪善和言行不一，其真知灼见通常要过了几代才被充分体会出来。

　　1948年12月14日夜，北平已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中，蒋介石于翌日派了飞机到北平，接胡适夫妇和几位学人及眷属南下。17日，蒋介石夫妇在南京官邸请胡适夫妇共进晚餐，并且为胡适做生日。在中原板荡、江山易手之际，胡适手中无一卒一兵，蒋介石仍对其百般礼遇，其敬重程度可见一斑。胡适与蒋介石关系之亲近，似乎人人皆知，胡适是蒋的支持者，但拒绝做大官，而是自许为谏友，但是胡对蒋究竟忠言逆耳到什么程度？外界并不得而知，一直到了1990年胡适日记公开，人们始一窥其貌。

　　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为了站稳脚步，对内加强整肃，树立蒋个人的权威，胡适由大陆赴美国讲学。1951年5月，胡适却从美国写了一封长信给蒋，劝他想想“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政党”，而且第一要件是要“蒋先生辞去国民党总裁”。1952年9月，胡适再寄一封长信给蒋，直言：“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多个政党并立的基础之上，而行宪四、五年来未能树立这个基础，是由于国民党未能抛弃‘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心理习惯……言论自由不是宪法上的一句空话，必须由政府与当国的党明白表示愿意容忍一切具体政策的批评，并须表示，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无论是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都可以作批评的对象。”

　　1952年底，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到台讲学，在公开的演讲中，他以批评共产党为主题，可是与蒋私下会晤中，胡又说出他另一面的看法。1953年1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上写道：“蒋公约我吃饭，7点见他，8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了一些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胡适所言并非只是“忠谏”，实际上也是30年代以降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贯的思路，他们相信代议政治、多党政治、言论自由等等。一些人不仅诚心诚意，而且身体力行。1949年以后，这些知识分子不管留在大陆，或去了台湾，仍继续履行这种信念。在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应是雷震。国共内战期间，雷震曾任制宪国大的秘书长，负责各党派的沟通协调，受到蒋介石的信任。1950年，国民党在台湾进行改造，雷震曾深入参与各项筹划工作，希望透过国民党的改造以收揽人心。他邀请了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了《自由中国》，由初期的宣扬反共慢慢变成鼓吹多党政治，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作者，言词日益犀利，成为言论自由的重镇。1951年，雷震在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会议中提出报告，主张废除学校三民主义课程和军队党部。雷震与胡适等人的思维一致，他们相信国民党在台湾转危为安的惟一可行之道就是记取在大陆专权的失败，彻底开放言论自由，实施多党民主政治，不过国民党当权者的想法却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利，正是因为太民主太自由了，让这些乌鸦嘴信口雌黄，破坏党和领袖的威信，导致人心涣散，让共产党有机可乘。

　　雷震在日记中记下这一段：“3月29日，上午至忠烈祠，到后不久，遇到蒋经国，彼即邀我去谈话，彼即开口：‘你们有个提案，要撤消军队党部是不是？’予答不错，并云今日军队有政工人员，何必再来另一组织之党部，彼云：‘你们是受了共产党的唆使，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予正拟申辩间，彼又谓：‘这是最反动的思想，你们这批人，本党不知吃了多少亏，今日你们仍不觉悟，想来危害本党，……”不久后，军队的改造委员在圆山就职，蒋介石在文武官员面前公开批评雷震是“与匪党及汉奸无异，为一种寡廉鲜耻之行为！”

　　受到蒋氏父子严斥的雷震顿时清醒过来，不过他并没有退缩，反而藉由《自由中国》杂志针砭时弊，用词越来越激烈，与当局形成对抗的局面。事实上，雷震等人与胡适的想法并无二致，但雷震直接面临当局强大的压力，胡适却继续享有礼遇。真正的区别并非因为胡适头上顶着30多个荣誉博士的头衔，海内外名气太大，以致无人敢对他怎样，而是胡适始终保持政治上的谨慎，尽管他对蒋的谈话比雷震更直率，但那究竟是私下的劝言，并不对蒋的公开领导威信构成挑战。

　　不过胡适对《自由中国》的支持却是公开的，这种支持不必然是政治上的，而是坚信言论自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那怕是一些过激的言论都可在民智的增长中自然地溶解。由于这种理想主义的号召，由大陆来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形成《自由中国》的强大阵线，由于把直言不讳当成某种荣誉，用字遣词也就毫无遮掩。

　　1958年4月，胡适应蒋介石的邀请来台定居，并且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地利之便，胡适对雷震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支援有增无减。1959年至1960年间，《自由中国》不仅火药味十足，甚至计划将其对民主政治的信念付诸实践，要将原本的“清议”变成权力重新分配的具体行动，这就逾越了当局容忍的极限。这两年的政治大事主要是国民党准备修宪，让蒋介石三度连任总统，另一件是雷震准备联合本省的政治人物组成反对党，以行动实践思想。对于蒋介石的连任，《自由中国》直言强烈反对，其社论明指：“如果台湾真听任修宪运动者一味硬干到底，则将不再承认自由中国政府为合法政府了。”

　　这段期间，胡适请张群代转蒋介石有关他的看法，1959年10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着：“(一)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根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三)如果国民党另有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出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

　　然而知识分子的诤言面对最高权力的操作似乎微不足道；相反地，30年后当人们知道了胡适可以用这种方式跟蒋建言，都感到十分惊讶。当然，蒋介石继续做了他的总统，而且雷震的问题已经进入了摊牌的时刻。

　　1960年9月4日，蒋介石终于下令逮捕雷震，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的工作人员刘子英、马之和傅正，刘子英被指控为中共特务、马之和傅正则是意图非法颠覆政府，散布反政府言论。雷震则被控“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尽管这些都是明目张胆的罗织罪名，但不幸的，政治似乎就是如此。10月8日，雷震经国防部军法处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刘子英、马之分处12年和5年，傅正3年，《自由中国》遭到停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雷震案。

　　对于雷震案的发生，胡适心中十分沉痛，甚至愧疚，因为他毕竟是《自由中国》直接挂名的顾问，而且雷震一直受到他的支持与鼓励。案发后，胡适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面告蒋介石，11月18日他借着向蒋报告学术会议的状况一吐为快，两人甚至一度出现争辩。这一天胡适的日记留下了重要的史料：

　　我忍不住说：我本来对岳军先生(张群)说过，我见总统，不谈雷案。但现在谈到国际形势，我不能不指出这三个月来政府在这件事上的措施实在在国外发生了很不好的反响。我在9月4日早晨，已在大使馆(编按，台北“驻美大使馆”)看见沈外长(沈昌焕)的长电报了。他说，此事曾经过了长期慎重考虑，政府深知在今日国际形势下此事必发生于我不利之反响，但事非得已，不能不如此办。我已见了这电报，我还不敢不说话，还打了两个电报给副总统(陈诚)，后来还写了一封长信给陈雪屏。我盼望这两个电报，一封信，他们都报告总统了。

　　他说，口头报告过。

　　我略说两电报内容，都主张司法审判……

　　我又略述给雪屏信中的主旨：沈部长长电说政府深知此案的不良反响。我说政府决不会“深知”。总统没有出过国，副总统也没有出过国，警备司令部的发言人也没有出过国，他们不会“深知”此案会发生的反响……我说，关于雷震的案子是法庭的问题，我所以很早就盼望此案能移交司法审判，正是为了全世界无人肯信军法审判的结果。这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10月3日)是10月1日才宣告的，被告律师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事实材料。10月3日开庭，这么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半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期8日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8日宣判，9日国外见报，10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Prir-ceton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总统忽然讲一件旧事。他说，去年□□回来，我对他谈起，“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雷震别号)，不相信我们政府。”□□对你说过了没有？

　　我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现在总统说了，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10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一个反对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不会忘记。我今天盼望是：总统和国民党其他领袖，能不能把10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时间已很晚了，我站起来告辞。总统很客气的说，将来从南边回来，还要约我再谈。他送我到接待室门口，岳军先生送我到楼梯道。

　　这是胡适日记中最重要的纪录之一，回答了长年以来史学研究者内心中的疑问，在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中，胡适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他如何在支持蒋介石与支持民主政治之间创造某种恰如其分的空间？许多知识分子坚信胡适不能，认为他在关键时刻抛下朋友以保全自己，事实证明整个情况比单一的结论要微妙复杂多了。(摘自《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