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现代战争中，尽管新闻审查更加严格，尽管存在许多令人烦恼的条件局限和各种各样的危险，然而卫星通信的普遍使用使媒体可以方便地收集各种信息，从而使报道更加敏锐、更加迅速。科索沃战争使新闻媒体对战争的报道在某些基本方式上已经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战争。

　　美国《纽约时报》刊登费利西蒂-巴林杰的一篇文章，题为《用新的方法报道新的战争》，现摘要如下：

　　由1.61万名军人组成的北约部队上星期进驻科索沃的时候，2700名新闻记者也报名随同前往。其中的多数记者以前只能通过官方提供的录像带了解北约对南斯拉夫连续78天的轰炸，因此都想亲眼看看那里的真实情况。

　　电视上有关塞尔维亚军队的坦克撤离和阿族难民返回家园的一幅幅画面只不过是对科索沃状况的最新报道。在一些编辑、记者和媒体评论者看来，从北约飞机高技术轰炸的恐怖，到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的恐怖，这场战争使新闻媒体对战争的报道在某些基本方式上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战争。

　　如今，新闻审查更加严格，但同时，信息来源也更为广泛。军方的新闻审查人员在北约实施轰炸期间加紧了对新闻的控制，但是卫星通信却能使记者在科索沃、布鲁塞尔和阿尔巴尼亚库克斯三个地点之间传递信息更加容易。

　　人数更多的新闻工作者参加了对这场战争涉及的各方的报道。南联盟当局曾经多次驱逐西方记者，但是仍然有众多的西方记者返回南斯拉夫，并被允许对轰炸造成的破坏和阿族人与塞族人之间的冲突做现场报道棗尽管这些新闻记者常常是在塞尔维亚人的严格限制下工作。

　　随着因特网及有线电视新闻的出现，实时报道和分析有了更多的传播途径。有钱新闻电视频道可供人们展开激烈的辩论，尽管有些人认为，这类形式不能反映出争论观点之间微妙的或本质上的差异。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设立的名目繁多的网站，从自己希望的任何角度了解各方对这场战争的看法：既可以了解到塞尔维亚人的观点，也可以了解到阿尔巴尼亚人的观点；既可以了解到共和党人的观点，也可以了解到民主党人的观点；既可以看到英国广播公司对这场战争所作的深刻分析，也可以看到贝尔格莱德出版的洋溢着强烈爱国热情的《政治报》。

　　曾任《纽约时报》驻越南记者和撰稿人的戴维·哈伯斯塔姆认为，上述因素综合起来，使如今对战争的报道更加敏锐、更加迅速。他说：“尽管受到种种限制，尽管存在许多令人烦恼的条件局限和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是仍然有足够多的人从足够多的地方向你提供所需的各种信息。”

　　许多国家参战也有利于对这场战争的报道。参战的北约19个成员国因在某些问题上发生分歧，各国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向新闻记者泄露一些信息，例如华盛顿向记者泄露了在是否有必要派出地面部队参战或评估轰炸效果等问题上的分歧。

　　在北约3月24日开始对南联盟实施轰炸后的最初几天，新闻报道的方针很大程度上受到五角大楼严格控制消息传播的影响。

　　国防部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部长肯尼思·培报说：“由于塞尔维亚军队有相当强的防空力量，我们要尽可能少透露信息”，诸如将出动什么型号的飞机执行轰炸任务、轰炸的频繁程度和地点、甚至包括使用什么样的炸弹等等。

　　即使是在每次轰炸结束之后--即塞尔维亚人已经知道哪些地方遭到轰炸之后棗透露出动的飞机架次或空袭的目标也会给敌人提供太多的信息。他认为：“塞尔维亚人可能通过我们某天晚上采取的行动推断出我们第二天晚上会做什么。”

　　塞尔维亚人还来取种种措施阻碍新闻记者了解情况。他们在战争开始后的头几天将新闻工作者驱逐出境。但是，一位德国记者和《洛杉矾时报》的一位加拿大籍记者在被驱逐之后不久想尽办法又回到了科索沃，塞尔维亚人并没有再把他们赶走。

　　一些报纸的主编、记者和媒体评论者说，面对参战各方实行的种种新闻限制，新闻工作者会更加充分地利用其他消息来源。当科索沃阿族人成群结队地越过边境住进难民营时，他们不仅是类似《圣经》中讲述的大规模逃亡的主角，也是科索沃地区其实情况的消息来源。

　　新技术使信息以全国广播公司惠特利所说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有关的机构、组织和参战国之间”传播。

　　据一些报纸的主编和媒体评论者说，促成信息汇总的关键因素是卫星电话，即卫星通信。在1995年结束的波黑战争期间，这种通信手段在萨拉热窝被围困的3年中已投入使用。

　　《纽约时报》国际新闻主编安德鲁·罗森塔尔说：“实时通信改变了一切。在马其顿边境的一位记者可以随时与在阿尔巴尼亚边境或布鲁塞尔或华盛顿的另一位记者通电话，这就使情况大不一样。报纸可以把分布在各个地点的记者发回的信息综合起来报道，这种报道方式以前是根本做不到的。”

　　美国广播公司“夜间新闻”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说，同样的卫星技术，运用在电视上可以有两种方式。他指出，这种通信技术可允许大量图像以极快的速度传输。在科佩尔看来，当传输的图像反映出类似科索沃难民的悲惨遭遇或塞尔维亚军队撤离科索沃等场面对，煤体的渲染效果便达到了顶点，无论这种效果是好是坏，都是如此。

　　科佩尔在普里什蒂纳通过卫星电话说：“特别是电视，它是能让人在家中窥视暴力的大众媒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对某个事件的报道越多，第二天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就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有关这一切报道的速度如此之快，报道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对这种闪电般的报道反应非常迟钝。”

　　华盛顿传媒与公共事务中心负责人罗伯特·利希特尔说，电视报道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渲染发动战争的人道主义合法性。

　　利希特尔说：“从一开始，遭受逃亡之苦的难民提供了一条与北约发动战争的理由极其吻合的合乎常情的故事主线。要想在你并没有遭到打击的时候在一个民主国家发动战争，就必须把那个国家的领导人说成是魔鬼，或者证明自己有发动战争的人道主义理由。乔治·布什把萨达姆·侯赛因说成是魔鬼。我们对待米洛舍维奇的方法也同出一辙。”

　　然而，并非所有的电视报道都采取了这种手段。许多有线电视台和一些广播电视节目棗特别是华盛顿的周末综述或分析节目--就此展开辩论，辩论突出了人们对克林顿总统排除出动地面部队可能性的决定提出的批评。后来，当米洛舍维奇没有立即接受北约提出的要求时，人们对北约在判断上的严重失误也提出了批评。

　　每天晚上，新闻工作者就战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展开辩论。国会议员和退休的将军们出现在电视专题讨论节目中，这些人崇尚的是“自信的新闻学”--这个术语是新闻批评家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在《翘曲速度》(世纪基金会1 999年出版)一书中杜撰出来的，他们在这本书中论述了有线电视中实时新闻和论坛文化的隐患。

　　媒体的一些报道让人觉得带有倾向性棗新闻记者反映的是人们希望早日结束战争的不切实际的愿望，强调的是人们对于轰炸的效果作出的种种模棱两可的假设。

　　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肖伦斯坦中心主任马文·卡尔布说：“在这场战争初期出现的一个基本问题直到战争结束从未受到质疑。这个问题就是：这场战争不可能仅仅通过动用空中力量就能结束，而是必须以某种方式派出地面部队才能结束。”

　　不过，《纽约时报》国际新闻主编罗森塔尔说：“事实仍然是：关于这场战争开始的时机不合时宜、开始以后进展缓慢的分析是准确的。”

　　他还指出：“新闻界反映的是当前正在发生的一切。如果政府对发生的一切反应冷淡，也不作任何解释，我们就只好去找其他的分析家。持不同见解的人士总是很乐意发表他们的看法。"

　　然而，有些记者能够亲眼看到事实的真相。有些人能够这样做是经过五角大楼默许的。例如《今日美国报》的史蒂夫-科马罗在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天跟随执行空袭任务的B-52轰炸机组采访报道，但不允许透露他所在分队飞行员的真实姓名和他们的家庭所在地。

　　一些人，诸如《纽约时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史蒂夫·厄兰格，在同塞尔维亚新闻审查部门周旋的同时报道了轰炸造成的破坏和塞尔维亚人的精神状态。还有一些人，诸如《洛杉吼时报》记者保罗·沃森，深入科索沃地区，身临其境地报道了轰炸造成的破坏情况和塞、阿两个民族之间发生的冲突；《今日美国报》记者杰克·凯利从靠近料索沃解放军部队的一个危险而有利的地点发回了现场报道。

　　但是，即便是在这个有大量信息来源和大量信息输出的时代，一些媒体评论者还是从对战争的报道中看出了许多严重的疏漏。著有《第二个前线：海湾战争中的新闻审查与传播》一书的《哈泼斯杂志》出版商小约翰-麦克阿瑟说：“所有的战争都没有得到全面充分的报道。所有的战争都是一团槽。人们只能希望得到一些零零星星的消息。”

　　尽管小约翰·麦克阿瑟说，对科索沃战争的报道“比海湾战争大有改进”，但他说，记者还是把非常多的官方消息当成事实加以报道。他说：“我没有见到记者们频繁地使用‘声称’或‘据称’这类字眼。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报道原则，为的是不让五角大楼或北约发表不负责任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