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形上看,张家口、石家庄与北京呈相对标准的三角形,但从张家口到石家庄却不能完全遵循“两点之间直线最近”的原则,必须通过北京。目前特快列车从张家口到石家庄需要5个多小时,而即使乘坐高速大巴,从张家口到石家庄“直线”的541公里,也需要7个小时以上。经过北京,这是最快捷的张家口-石家庄的线路选择。对李真而言,这种线路就不仅仅是交通意义上的选择了。
北京“资源”的传说
25岁左右,李真辞别张家口,在北京呆了相当一段时间。李真给其张家口同事正式的解释是,“到北京做生意”。很多熟悉李真那段历史的张家口人,即使当时也未必完全相信他的解释。现在回想起来,对北京期间的李真有不同版本的很多描述,但结果是明确的。李真再回到张家口的单位后,开始办理从张家口调到石家庄工作的手续。北京之行,真切地改变了李真的人生轨迹,这一变化给当时熟悉李真的同事印象之深,是记者在采访李真案中最重要的感觉之一。李真的北京“资源”在传说中级别之高,即使现在当事人叙述起来仍然神秘重重。比较确凿的引路人,李真的家人介绍说是一个他们叫“杨伯伯”的。
随后再来的变化,更加强了李真老同事对他能量的评估。28岁,李真当上了河北省主要负责人之一的秘书,而后也仅30岁左右,他晋升成为“河北第一秘”。
目前官方公布出来的事实比较多指认的是李真之“贪”——中纪委的通报称李真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一位熟知李真案情的官员介绍说“这仅仅是受贿部分,通报公布之际,李真案并未完全结束。而在起诉书中,李真的罪名有两个,除了受贿,还有贪污,贪污金额超过受贿额。”这位官员拒绝透露具体金额,但用了一个概括性判断,“非常”。令人瞠目的人民币数额,并非多数河北人关注李真案的焦点,他在权力体系里的作为,是被广泛议论的题材。河北省委一位老领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披露“甚至省级领导的升迁,都有李真背后的操作。”而河北省国税局提供给记者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李真等人案件牵扯到县局以上领导干部67名,其中40名是一把手。”因此背景,李真在河北相当一段时间在权力体系里有“二书记”之称。李真的姐姐李明即使面对记者,不仅不回避反而特别强调李真的这份能量。她评价说“李真做秘书,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前所未有的。”李真到河北省国税局任职后,河北省委那位老领导说他曾专门问过有关负责人:“李真在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是否免了?”答案是没有!
2000年3月,李真被“双规”。去年年底,中纪委通报公布了李真的受贿金额。接受采访的有关人士甚至提请记者注意这样一个细节“过去这类案件从来没有在电视中公布照片,但李真案却发了他的照片。”这一信息被解释成李真“翻盘”无望了!电视的消息公布,关于李真的话题由权力系统扩展到社会各层面,成为河北省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秘书实习
见到记者时,李明首先表达的是对记者的愤怒。愤怒的理由来自一篇报道说,“李真出生于一般家庭”。“怎么能说我们是一般的家庭呢?”李明的情绪最直接地表现在她的语气上,“不一般”在于,“我父亲是正处级,行政15级,享受行政14级的医疗待遇。在你们北京可能不算什么,在我们张家口,至少是中上等家庭吧”。
李明是李真的姐姐。李家有五个孩子,李真最小,他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现在已经显得消瘦的李明说在他们家里,“我和李真最像”。两者之像,在于长相、性格与脾气。
坐在李明家三室三厅的房子里,与记者一道谈论李真的,除了李明,还有李真的三哥李勇军与母亲杨淑贤。在这种结构中,显然李明最具“话语权”,她主导着话题方向。李明自我介绍说,她先前是天津行政学院的副教授,教思想政治课,后调河北一家企业做培训工作。她的丈夫报考并最终应聘为河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在李家,这是仅次于李真的职位。但由于李真案牵连,李明被双规108天,而其丈夫也因受贿而被判三年徒刑。不过,这后来由李明自己介绍的种种背景,并没有丝毫影响她的情绪。快节奏的语速,不容置疑的叙述,李明更类似在教授中国行政级别课程,“能够进到我们家里来的人,至少也要是个处级吧那到李真家里去的,总得有厅局的级别才行啊”。由此切入谈论李真,是一个有趣味的开始。
据介绍,李父1937年参加革命,属于“抗日干部”。由延安派往东北过程中受阻,后留在张家口。1994年离休时,位置是张家口市科委计量局副局长。在李真的学校履历表上,对此也有明确记录。
不过,李父那一批派往东北的干部,并非全部留在张家口,后来有相当部分陆续离开。被李家人叫做“杨伯伯”的,就是离开者之一,据说他后来做到了东北某省省委书记位置。李明回忆说,他们两家再次比较密切地“走动起来”是在1986年左右。
促成“走动起来”的背景,曾在张家口市做过市委书记的刘善祥介绍说,当时张家口市修市志,追溯并寻找1945年张家口解放时的历史人物,而那时任张家口市市长的“杨伯伯”是活着的最重要人物。张家口市派人前往东北请回“杨伯伯”,由于李父与杨曾经的同事之谊,在迎请的队伍中,有当时在张家口市经委工作的李真。显然,李真的精明迅速地给“杨伯伯”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张家口市经委时,李真才二十多岁,刚毕业不久。但刘善祥回忆说,当时他对李真就有印象。后来他们两人又同时在省委大院里工作。刘说“看见李真,我一眼就认出来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张家口市,市委与市政府在同一个院子里,刘说“总有一个小青年到我办公室晃,当然他就是李真。开始我没有太注意,后来我说,‘小李,你有事就跟我讲,没事我也不是闲得慌’。”“小李”也有事情跟书记刘善祥讲,刘说“他作为市里面的干部派出下面支教,去的时候跟我讲,回来的时候也跟我讲了。”刘的印象由此积累而来。
显然,并非李真的“支教”而使他被广泛关注。对张家口而言,“杨伯伯”虽然是外省领导,但级别之高也是显赫的。到了张家口,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与“杨伯伯”打交道,突然发现必须经过李真这道手续,而且还不那么好打交道,这使多数人深感不快。
不过,李杨两家有了这一契机共叙曾经的患难之谊,使多年前的友谊得以延续。李明回忆说“后来,我爸爸在临终前,可能也将李真托付给了‘杨伯伯’,我们叫他‘杨伯伯’,而李真跟他则是养父与养子关系。”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一层关系给李真的晋升有相当大的帮助,但在当时李真并未有效地平衡内外关系。熟悉这段历史的有关人士评论说“当时已经显得非常像秘书的李真,却因为太端着架子,而使多数张家口干部对他意见多多。”意见最多的机构是张家口市经委,也即李真所在单位,由于有为“杨伯伯”做“秘书”这一经历,“什么人管他都管不了了”。联系当时的状态与后来做到“河北第一秘”的位置,李真的处事方式似乎没有太大变化。有所不同的是,“杨伯伯”张家口的行程过于短暂,无法长期保留李真所需要的权力背景。但后来不一样了——李真已经进入权力中心。
真正使这种情绪的不爽发生到对立的状况,是张家口修志后。稍后,“杨伯伯”所在的省份,有一批去日本学习技工的名额,李真要求经委派他参加这一出国学习班,这一要求在张家口市经委即被拒绝。有记得当时情形的人士回忆说“李真与经委主任发生直接冲突,谁也不让谁。”这一层拒绝没有断绝李真的欲望,他要求参加别的省份出国学习班的申请与市经委的拒绝,上达到需要由市长来决断的层面,结果仍然是拒绝。
随后,强硬的李真遭遇命运的第一次打击。市经委将他调离,调至张家口一家油漆厂搞供销。熟悉当时政策环境的有关人士解释这一变化,给出的描述是,“清理出机关”。事实上,1981年,李真从柴沟堡师范学校毕业后,并未直接分配到机关,而是在一家市属企业做供销工作。从这家企业调到市经委,“也相当不容易”,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这一晋升与他“中上等家庭”的背景有什么直接关系。但现在,他被打回原来的位置。这一具体冲突以及由此延伸的后果,后来被李真省略,他在有关场合概括自己在张家口的经历,“我的发展被限制了”。
不过,李真并没有在油漆厂上一天班,他“不辞而别”。
通过北京
李明对记者的愤怒,不仅是对他们家庭的描述过于低级别,另有一点是对李真学历的描述太低,“他怎么只是中专毕业?别人继续教育所得到的学位能够承认,为什么他就不行?”在河北省国税局期间,李真曾出版过一本“李真论税务”的论文集,书前的学历介绍是“硕士”。
记者到张家口采访,柴沟堡师范学校提供的证明是李真确系该校大专毕业,并非中专生。这是河北师范大学在这里办的一个大专班,李真系79级物理四班。在学校保存的学生档案中,李真的学生登记表,连续三个学期的操行评语中,班主任武惠平无一例外地提到,“李真脾气不好,缺乏性格修养”,“需进一步加强纪律观念,注意同学之间的团结”。柴沟堡学校党办主任崔祥烈介绍说,这所学校出过几个高官,李真还算不上位置最高的,但只有他毕业后没有再回学校来看看,“甚至还拒绝接见去石家庄找他的学校老师”。对此,崔解释说“在李真看来,虽然是大专毕业,但柴沟堡师范的名声实在太小了。”李明介绍说,李真是在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取得的硕士文凭。这是他到河北省国税局之后。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李明说“他后来还在读在职的博士,由于出事才被中断。”
1987年前后到达北京的李真,向同事提供的解释是“做生意”,这是一个谁也未必相信与在意的解释。目前惟一可以肯定的事实是,“杨伯伯”在这一期间给予李真最大可能的帮助。果然,李真获得了从张家口调往石家庄的资格,而且最初确定的位置就是省政府秘书。
通过北京,张家口与石家庄之间的线路果然迅捷。但北京与石家庄之间授受的秘书位置,等李真到了石家庄,却没有如愿。1989年,李真到了石家庄,进的却是河北省建设投资公司。有熟悉其间过程详情的人士介绍说“北京对于二十多岁的李真的价值,在于他发现或者说坚信比学历与武力更具力量的东西权力。”后来被用来证明他所具能力的证据之一是从北京调至河北的“京官”杨益铭后因受贿而被审,需要升一级,但被北京方面拒绝李真其间操作,结果杨以平调的方式来到石家庄,然后将其所在单位升级,完成有关人士“升级”的许诺。对自己运作权力能力的发现,显然使李真不甘身处投资公司,虽然这一单位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被认为是极好的机构。一年后,所有的努力终得回报,李真进入了省政府,稍后成为副省长的秘书。初试身手
在省政府秘书圈子里,李真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与吴庆伍交好。吴庆伍是从河南过来的秘书,在河北呆过两年后,吴想下海,摆脱秘书生涯,而李真希望能够接任吴庆伍原来的位置。李真被逮捕后剖析自己的犯罪根源时写道“我的前任秘书……告别政坛,下海经商……我说,你在商界需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也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赚钱,你支持我从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钱也越赚越多。”李真与吴庆伍达成“钱权双赢”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河北省委一位老领导分析说“吴庆伍位置高,但是外来户李真位置低,却是坐地虎。”他们两人选择合作,“非常正常”。吴庆伍后来也因受贿而被拘。有意思的事实是,吴庆伍被拘后,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曾采访过他,据介绍,吴通篇谈的主要内容就是李真。在吴的描述里,更多的是说被李真所“欺骗”。如果排除吴庆伍自己开脱罪责的因素,有研究过这一材料的人士揭示说,在权力运作以及对人的操纵上,李真显然比吴庆伍更具能力。李真果然顺利地接任吴庆伍的位置,稍后又从省政府进入省委,终成“河北第一秘”。李吴合作,最初就在他们交接班之际,吴庆伍的公司开张之时。中纪委、监察部在对李真的通报中指出“1992年底,李真通过原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简称“东租冀办”主任张某帮助吴庆伍现在押从‘东租冀办’借款2000万元后吴将此款据为己有,事后,李真收受吴庆伍15万美元和10万元人民币。”
总结李真之贪,有熟悉相关材料的人士分析说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其一,李吴“钱权”通道其二,李真的北京线路,北京为他完成了最迅捷的张家口—石家庄之旅,同时也是他的资源之源,李真对北京的“投资”不遗余力其三,把持河北官员的升迁管道。
开始时并不是完全没有碰到麻烦。1993年10月份前后,一桩5000万元的贷款案牵扯到了李真与吴庆伍。因为涉及秘书李真,案子报到省纪委,此时刘善祥已经升任省纪委书记。他的要求是查到底。这个最终也没有明确结果的案件,基本案情是,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张某从银行里贷出5000万元,钱在他自己的公司稍作停留,相当部分流转到吴庆伍与李真手上。检察机关发现张某有逃逸的可能,于是立案批捕。随后有过一场十分复杂的角力。
刘善祥回忆说检察机关方面打电话来找他,说管政法的书记要求放人,刘对检察机关的命令是拒绝。稍后检察机关又来电话,仍然说被要求放人,刘还是表示拒绝。最后刘善祥接到的电话是被告知人在被要求下已经放了。接下来,刘便与要求放人的书记理论,但放人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刘分析说,要求放人的书记,是刚从外地调到河北的,对有关情况并不熟悉,而在其间操作此事的是李真。事实上,刘回忆说,这件案件报到省纪委后,他就去找有关领导汇报过。为了有证人,刘当时还拉上了另一位副书记。相对麻烦之处在于,他们的汇报在中午11点钟左右,结果12点钟机关食堂吃饭时,李真便知晓了此事。李对在食堂吃饭的经贸委负责人表示了自己强烈的不满。经贸委方面的负责人显然很觉意外与委屈,马上找到刘善祥问询此事,两相信息汇集,刘善祥自述“也很意外”。
相对这一事件,李真后来操作“京官”杨益铭平调,机构升级就相当简单了。投资公司的张某出来后,随后离开中国,移居国外,这一案件因此无法深入。而刘善祥注意到的事实是从银行贷出来的款项,债务便转移到张家口卷烟厂。
后来有报道称,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受贿案的暴露,终于牵扯出李真。对此说法,刘善祥并未给予肯定答案,事实上这5000万元贷款已经使有关方面注意到了李真,只是这一次没有抓住他的材料。
此时李真要过的坎还不仅仅是抹平这5000万元的贷款,更重要的任务是他也需要在他“处级”的位置上升迁一级,达到“副厅级”,这一过程同样遭遇强烈狙击。结果是“一下一上”完成了李真的升迁,刘善祥因为“身体原因”提前离职,稍后李真任职河北省办公厅副主任。
河北“二书记”
接受记者采访时,熟知内情的人士评价李真说“他甚至是可以左右河北权力系统的人,其地位相当于‘二书记’,想让谁上就让谁上。”一个办案人员曾开玩笑说“现在他是进去了,但可以不断地‘咬’人啊,现在是想让谁下就让谁下。”原石家庄市市长张二辰就是李真“咬”出来的。
张二辰向李真行贿已经公开报道,对李真的通报说,原石家庄市市长张二辰向他行贿3.5万元人民币和1万元港币。这一消息强化了李真的秘书“能量”的社会传播效果,在权力系统内——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里,关于李真的信息,比之社会层面所传播的内容要丰富得多。
帮助李真在权力系统内树立权威的事实之一是一个县长的传奇。据说在吴庆伍的秘书时代,这个县长被斥责说:“这样的人还能当县长?”所幸的是,有知情人分析说,“龙威”发作之时,正巧在李真与吴庆伍交接班前后。稍后通过李真的运作,差不多算得上被“注销”的这个县长奇怪地留任,后来还升迁了。
在这种格局里,寻找到攀附李真的机会成了最重要内容。担任现在押的原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省委督察室主任杨益铭的律师、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的周国均说,“杨益铭与李真在案情上的关系,是一个攀附的实例”。
1997年石家庄市所辖县市区领导班子换届,当时任新乐市委副书记的马振生、副市长李栓想要趁这个机会晋升。他们两人通过新乐市一个安全设备有限公司的经理张根发帮忙活动。张根发又找到深圳市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林欣进,联系到了杨益铭,送给他20万元。
1997年12月初,领导班子换届后,马振生和李栓心急如焚,因为他们感觉到“没什么动静”。俩人又送了杨益铭四块手表。结果他们听到的答复是,马振生不能留在新乐任书记。这一次马振生和张根发将10万元直接送给杨益铭,让他将这些钱送给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因为他们知道李真的名声。杨益铭将10万元送给李真后却被李真拒绝了。在法庭上,周国均说“杨益铭被问及为什么将10万元占为己有,杨回答说‘以李真的胃口而言,根本看不上这10万元钱。’”当然对此还有另一种说法,杨益铭曾经是李真其间运作调至河北,后来杨发现李的升迁速度远甚于他,逐渐由过去的走动频繁而变得相对疏远。对下面官员所托请转送贿赂,自己独享并不代劳帮忙。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侯磊说在办理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案件中,共查处包括厅级干部7人、处级干部14人在内的46人。而河北省国税局提供给记者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李真等人案件牵扯到县局以上领导干部67名,其中40名是一把手。”
李真从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位置调任河北省国税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看上去只是一个平调,知情人分析其间运作的意义在于李真在河北形成的势力越大,反对的声音也就越多,脱身于河北的“块”,进入国税局的“条”,是最灵巧的腾挪。熟悉围棋、曾经是河北省业余围棋三段,更是权力系统高手的李真,知情人说,当然比别人更知道这其中变化的奥妙。李真离开省委办公厅时,曾向有关人士坦言,“我仍是办公厅副主任”。从后来的结果看,李真此话并非虚言。
曾经与李真同是柴沟堡师范学校物理专科四班的同学、现已经是某市主要领导的一位官员评价李真说“他是一个天生的政治人物,至少看上去是这样。”“政治人物”的权力以及“权力尊严”,在李真做秘书时获得了最充分的培植,而在做国税局局长时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在张家口国税局供职的李真的四哥李里说“即使年龄比李真大的张家口国税局局长见到他都会神情紧张。在李真面前,即使拿着稿子念,也会哆嗦。”李真在任国税局局长期间数次回过张家口,他与张家口的关系,许多当地官员对记者都讳莫如深。有趣味的是,远离张家口市60公里外的柴沟堡师范学校,也能耳闻李真的排场,“每次都会有警车开道,其阵势绝对超过一般人对一个厅级干部的想像”。李真最被媒体广泛传播的经典话语是“我这回跟你谈了半个小时,可是高看你了。”
省法院的一个曾经接触过李真的处长告诉记者,李真在做秘书时负责督察工作,所有督察结果都由省里各单位向他汇报,而省里领导听取督察结果也由李真告诉他们。在他向李真汇报时,李真连头都不抬一下。事实上,对排场的讲究,李真在做秘书时即已足够充分,有所不同的是,那时候的李真仍然囿于秘书之位无法张扬。
李真的权势在被广泛传播的同时,与其威风八面的形象相反的另一层事实却是,李真的妻子堂皇而坦然地离开了他。记者曾三天尝试联络李妻而未果,关于她的形象最具说服力的事实之一是,李里说我们刚结婚不久,还是李真女朋友的她就跟我爱人打了一架。熟悉他俩关系的知情人描述说李妻原为张家口机关里的话务员,后来又到机关托儿所当阿姨,在张家口时与李真结了婚。李真在国税局当局长,最风光的时候,她离开了李真。据说,她离开时,非常简单地告诉李真“你如果加害我未来的丈夫,我手里的材料足够将你送上法庭。”而曾经与三陪女在汽车里厮混被警员发现,随即喝道“把你们局长叫来”的李真,针对前妻的简单一句话,没有任何办法。
(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