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8日电 羊年春节已临近，这个传统佳节往往容易成为行贿受贿的高发期。大贪官、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沈阳“慕马大案”主角之一马向东早在2001年底已被执行注射死刑，检察日报最新一期廉政周刊刊出马向东当年在法庭上对自己“腐败心灵轨迹”所进行的自我剖析。这名也曾对送钱的坚决予以谢绝的官员，坦言他蜕变的三个阶段。

　　我过去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蜕变为一名腐败分子，接受人民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这也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剧。面对多年来犯下的种种严重罪行，我羞愧万分！我的蜕变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防线松懈

　　那是1985年我担任沈阳市商业局局长后，为了增强国有商业总体实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我狠抓了商业老企业的更新改造，新建、扩建了十几座现代化大型商业设施，使国有商业经济效益逐年大幅上升。在事业发展较为顺利的情况下，我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1986年，有些下属干部开始到我家，汇报工作，联络感情，尤其在春节期间以给小孩“压岁钱”为名义，送给我几百元、上千元。开始我也曾坚决予以谢绝，但后来感到情面难却，不收怕伤了对方感情，就收下几份。

　　岂不知这个防线一旦松懈，就一发不可收拾，以后逢年过节给我送钱的人数越来越多，送的金额也逐步增加。1991年5月开始，我先后担任沈阳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商办主任、市长助理、副市长职务，城建、交通部门和县、区一些干部为了谋求我对他们个人及工作上的支持、关照，也在春节期间以拜年为名义给我送钱。我虽然也拒收一些，但由于贪心作怪，对那些自己感觉“靠得住”的，请托的事情不出“大格”的，也就收下了。

　　开始收钱时，我也曾忐忑不安，夜里睡不着觉，想着如何把钱退还，可是时间长了，次数多了，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心安理得了。

　　第二阶段：私欲膨胀

　　1997年年底，我担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后，手中的权力更大了，围前围后讨好我的人也更多了，我的私欲也更加膨胀起来。我不仅收了下级干部的钱，也收了一些私企老板、外商的钱，一次受贿的金额有时高达十几万元、几十万元。由于我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自认为是商业经营管理的专家，智商和经营管理的能力比社会上那些民营企业老板高许多，就是和一些国外大老板比也不逊色。看到他们那么富有，那么潇洒，自己内心是不平衡的，也想退下来时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几年来，我大肆收受贿赂、聚敛钱财，也是为自己将来从“官场”退到“商场”铺后路。

　　第三阶段：参与豪赌

　　1997年至1998年，我直接负责组织操作，从境外引进8亿元人民币投资建设了沈阳大二环工程，改造了市区主要广场、街路，使城市形象出现很大改观。在出境进行引资洽谈过程中，工作非常紧张劳累，我于是产生了想放松休整一下的想法，开始由接待方人员和下属干部拉我到赌场开开眼界。在那里，我完全被赌场气氛和赢钱的甜头所吸引并亲身参与其中。

　　1998年以后，每到香港洽谈项目时，我大多都借机去澳门参与赌博。在马来西亚、韩国等开展招商引资活动中，我也悄悄跑到当地赌场碰碰运气。开始是用个人的钱去玩，1998年3月，下属干部从别人手中借来巨资参赌，我得知后，非但没有坚决制止，反而也多次在赌场接受下属干部给的一些筹码去参赌。

　　我由一个普通劳动人民的儿子，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领导岗位，又迅速跌入犯罪的深渊，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法制观念淡薄，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是我跌入罪恶深渊的关键原因。过去在领导岗位上，我也学习过法律知识，但没有联系过自身的问题，没有从法律高度认识自己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严重程度，从而主动中止犯罪，而是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认为给自己送钱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下属干部和朋友，不会出卖自己。同时，还一味认为自己虽然凭借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收取了他人钱财，但是对他人请托的事情属于政策允许范围内的才帮忙办理，提拔使用的干部也是基本符合条件的，因此，我的问题不容易暴露。同样是因为侥幸心理，我在1999年7月2日被中纪委审查后，不但没有彻底向组织上交代自己的严重问题，而且还千方百计开脱罪责，甚至出现串通案情、违反监规等严重问题，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结果适得其反。

　　沉痛的教训使我认识到法律的尊严和“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客观规律性。任何人只要违法犯罪，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整理崔洁肖水金)

　　[背景资料]马向东，1953年5月31日出生于辽宁省沈阳市，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沈阳“慕马大案”主角之一。2001年10月10日，马向东因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同年12月19日在南京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