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堵千头万绪 广州治堵还要“过大关”

　　拥堵的道路，汹涌的人流，滞后的城市规划……伴随着城市发展的进程，拥堵日益成为困扰着大都会的顽疾。在此次广州两会上，治堵不出意外地再次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焦点话题。

　　除了GDP、CPI外，老百姓出行是否方便，亦是衡量城市居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参数。事实上，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管理者都在为改善交通现状煞费苦心。据统计，全国667个城市中，约有2/3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因交通拥堵导致中国有15座城市每天损失近10亿元的财富。

　　尽管广州目前的汽车保有量相比北京、上海仍有一定差距，但“治堵”工作宜提早出手。值得肯定的是，在北京出台限行政策一个月后，广州治堵方案也随之出台，作为一个有着成为国际化大都市远大抱负的城市，这样的谋篇布局颇具远见卓识。

　　不容回避的是，治堵做的不仅是修桥建路的加法，也不仅是限制车辆的减法，其一举一动牵扯着背后交错的利益格局。纵观广州治堵方案，可归纳为“建、限、管”三大类：即加快城市道路建设、优先发展公交；提高中心城区机动车使用成本；推进智能化交通管理。停车场差别性收费、收取交通拥堵费、限制公车成为其中的三大重拳。不论任何一项的实施，都必将触及权利与义务、成本与效益的协调，必将面临着多方角力与深入探讨。

　　正是因为这样，在两会会场治堵话题的激荡风云里，公平与效率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的两大重心。限制公车即是最好例证，限制和激励措施对公务车都是失效的，如果倡导老百姓乘坐公交车，却对政府机关的公务车听而任之，治理交通拥堵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在此前的广东两会上，省长黄华华表示治堵要先拿“公车”开刀，让人充满期待。公车治理亦使治堵有了更深层的意味，这不仅是城市道路血脉的畅通，更是行政效能的换挡升级，更是公共行政肌体的舒筋活络。广州冻结短期内新买公车的指标，市管干部配的公车节后将推广安装GPS防止私用，只是开始。决策者更需要拿出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作保障，更需要有正确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利益关系的胆识和勇气，努力在城市拥堵的关键环节和体制机制障碍上不断实现新突破。

　　一座幸福的城市，一座前途远大的城市，更需要高效快捷运转的公共交通。治堵千头万绪，首先应将怎样打造幸福城市、提高老百姓幸福感放在优先位置。不论限行，还是收取交通拥堵费，还是公车改革，各种治堵的具体措施涉及多方利益的调整与协调，都必须公开、公平、公正，且经得起科学的验证与现实的推敲。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意味深长地讲过一句话：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在这里，我们说广州治堵还要“过大关”，其意有二：一是后亚运时代的广州向拥堵宣战，恰是中国式的城市化探路前行之缩影，需要大勇气、大智慧、大作为冲过这个绕不过去的关卡；二是治堵触及发展转型期的深层问题，更需要我们重拾改革开放初期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先行先试，从其间探索出一条可供中国大多数城市借鉴的现实路径，迈出向国际化大都市靠拢的坚实一步。（陈邦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