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日报：有偿使用是“求其次”的公车改革

　　广州两会上，广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苏志佳表示，最快将在今年６月对全市公务用车安装ＧＰＳ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经批准非公务用车将采取有偿使用措施，拟按照每公里１．５元至１．７元收费。苏志佳强调，这是“先易后难”的过渡办法，希望广大媒体和市民理解，让广州公车改革迈出第一步（２月２３日《广州日报》）。

　　顾名思义，公车专为公务而设，只能用于公务。公车私用，哪怕是有偿使用，也与公车的性质相违背。公车不是出租车，党政机关也不是汽车出租公司。况且，每公里收费１．５元至１．７元，在广州比坐出租车还便宜。更重要的是，现实国情下，一些公务人员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平时吃喝住行玩都能公款报销，公车私用的费用会自己掏腰包吗？至少监管起来很困难。这样看来，公车有偿私用这个“口子”不能开。

　　但转念一想，公车有偿私用，难道不比公车无偿私用好一些吗？不收费，公车依然被私用，收费，毕竟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公车私用。这就像一些地方推出的公车货币化改革，被指是权力自肥、变相福利，但货币化改革毕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公车费用。公车改革，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对，难道只能安于现状，任由每年数千亿元的消费继续下去吗？

　　实际上，公车改革之外，对于其他很多改革，我们都已陷入争论不清、咋说咋有理的矛盾困境。这很大程度上缘于我们丧失了评判标准。而评判标准的丧失，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伦理道德底线的丧失。比如见到老人摔倒，扶一把本是做人的起码道德，但这种起码道德已普遍丧失，于是，几个学生扶起倒地的老人，就成了道德楷模而受到表彰；廉洁奉公本是为官的基本准则，当这种准则普遍不被遵守，那些被查出贪污受贿几万、几十万元的“小”贪官，不仅不会引起公愤，反而会受到某种同情……

　　同样的，公车只能用于公务原本是底线，但这条底线显然早已不存在。在公车私用泛滥的情形下，给公务用车安装跟踪系统和识别系统，采取有偿使用措施，也许离人们对公车改革的期盼甚远，但这种无奈下的“退而求其次”，总比某些地方“群众喊破嗓子，我自岿然不动”好。（晏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