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恩发现
吉利造车的起点是在1997年，英国人埃里克·图恩（Eric Thun）也在这一年开始从政策角度观察中国汽车产业。他的身份是英国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Said Business School）教授。
图恩花了7年时间，调研、采访以及收集资料，和大多数的国人观察不同，图恩对中国汽车产业的观察，在全局之下，实际对区域做了单独观察。图恩对中国的产业政策观察在2006年成书出版。他在书中把中国5个城市的汽车产业发展做了认真分析，并得出不同的发展结论。北京、上海、广州、长春以及武汉，成为他解读中国汽车产业政策的基础。
这个时间恰好是吉利汽车开始制造汽车以及进行全面战略转型的时间。1997年，吉利从零开始造车，在没有政府准入的情况下坚持4年。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给了吉利正式登上舞台的机会，它成为一个合乎政府规定的汽车制造商，但并未获得太多资金支持。
吉利的企业使命是“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低价是它的法宝。以吉利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从此开始了近10年的艰难前进。低价带来的品牌溢价低使得它总是生存在危机线上。不可否认的是，民营汽车企业给跨国公司带来的压力却令人惊喜。中国汽车市场开始进入连续的降价时期。
图恩的调查分析从一个角度解答了为何中国政府的汽车产业发展规划总是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比如市场换技术，比如鼓励自主研发。中国付出了市场，但占领市场主要份额的，却不是中国人。
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政策的不同处理方式，在过去的10多年里，对中国汽车的发展带来无法消除的影响。图恩的调查研究发现，在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以及对外开放之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和长春的汽车产业的成长表现出了非常不同的模式。
在体制上，上海模式的特征是集权的行政体制加上等级制的企业关系，似乎更像日本；而北京和广州的模式是分散的行政体制加上市场化的企业关系；长春和武汉的模式则正好是分散的行政体制加上等级制的企业关系，看上去几乎是北京和上海两种体制最糟糕的组合，但它们也找到了自己的汽车产业的发展模式。
图恩盲点
图恩其实忽略了吉利这类企业的存在。
因为，在他的观察期内，吉利还不足以呈现自己的实力。吉利是在2007年开始实施战略转型。李书福明确提出，转向“造最安全、最环保、最节能的好车”，将吉利的企业竞争策略由产品成本优势转变为技术优势、品质优势。
虽然我们做成全球规模最大，但并未复制出日韩的产业成功。然而，从吉利汽车身上所体现出的企业能力，已经展示了下一个10年中，中国汽车企业可能取得的成功。
在某些方面，大众、奔驰以及其他跨国公司对中国的重视和投入对整个行业的前进起了极大作用。海外归国的汽车专业人士也是这个10年里的亮点。
吉利控股负责研发的副总裁赵福全就来自克莱斯勒。他帮助吉利梳理整个产品框架和研发计划，现在这些产品正逐步填满曾经被人质疑的吉利的近10个生产基地。
管理学上把这些人才的出现称为“溢出效应”。这是外资投资给本土国家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除了这些管理层人才，事实上，有大量的并未进入公众视角的工程师、销售人才、品牌管理人才以及产品规划人才活跃在自主品牌的各个岗位上。他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本来不被看好的民营企业的家族文化。
在吉利控股，除去资本层面，你找不到一丁点儿家族或者民营的影子。在收购沃尔沃的过程中，吉利控股同样可以迅速组织起令人羡慕的专业谈判和管理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