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病灶困扰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对外贸易顺差不断增长、摩擦加剧、本币升值压力加大；对内房地产等资产市场价格日趋失控、宏观调控无力、内需始终无法有效成长从而取代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这一群体现象正日渐在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蔓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预测：韩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可升至6.1%，人均GDP有望重上2万美元。但与此同时，韩国总统李明博却在稍早时候表示：“韩国经济成长的成果尚未惠及全民，对此我内心深感沉重。”

　　事实上，不仅韩国，很多其他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着类似问题。如新加坡今年以来经济快速增长，贸易顺差不断增加，本币升值压力加大。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房地产价格却屡屡失控，以致近期出台政策降低按揭贷款比例。或许从目前来看，这还算不上是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群体病”，甚至在经济危机时期这可能有利于聚拢经济复苏的人气，如韩国近期宣布了一系列楼市提振措施，以推动经济尽快复苏。然而从长远来看，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一极，东亚经济集体出现类似的经济症状，或许正是我们需要提前关注并制订相应对策的。

　　无论是韩国，还是新加坡、泰国和印尼，均沿着日本当年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赶超模式而获得了超常发展。日本二战后一方面接受西方援助，重建战后经济恢复；另一方面则加快本国的技术赶超，力争通过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占领全球市场。正是通过这两点，日本才得以在战后迅速崛起。后来的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仿效日本，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起飞并得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从而带动了东亚更多国家的加入。这些国家与地区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源发展外向型经济，逐渐摆脱贫困，并期待更进一步取得像当年亚洲四小龙那样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首先，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面对的外部经济政治环境，已较日本当年显著不同。欧美传统发达国家已开始审视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其全球经济统治地位的挑战，并针对这些新兴经济体制订了很多应对措施。发达国家对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总体战略思路，可以归纳为“限制性发展”，既共享其在一定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包括廉价商品和资金回投欧美；同时也采取货币升值、技术出口限制等手段将其发展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以此确保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对发展优势和经济政治吸引力。奥巴马不就提出了与东亚国家争食的“出口重振”计划吗？

　　其次，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内部技术进步、以及基于消费增长的内生性持续经济增长力远逊于当年日本。正所谓“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也是最至关重要的。事实上，日本早于二战前就已在技术、企业实力和综合国力方面在发达国家行列占有一席之地。二战后之所以能快速复原并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本国工业经济基础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而韩国等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基础则相对薄弱很多。从中生发的问题是：一旦初期的中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到了需要升级的瓶颈期，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就会受限。或许正是如此，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为了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势头，东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选择了日本在步入发达国家之后才兴起的房地产经济来支撑。

　　对于东亚威权主义、家长制等对内经济发展模式而言，房地产经济能够有效地刺激内部需求，同时也使实体经济有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调整经济结构的缓冲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政策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同时这一经济政策具有非常巨大的潜在负面影响，一旦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本币升值带来的资产泡沫结合，那么即便是新兴市场的威权主义的政府管理模式也难以实施有效的控制。一旦房地产市场价格超出监管者预期快速飙升，将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包括物价随资产泡沫过快上涨、房地产价格过高引发年轻中产阶层的焦虑、资本品市场过度投机带来金融系统性风险等等。

　　此外，房地产经济提供的产业结构升级缓冲期，也未必能够真正起到作用。很多情况下，苟且于一时反而助长了企业与个人的惰性，却无法激发其创新的动能。一旦房地产经济发展陷入泡沫化困境，而技术进步却未能实现，那么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危机将会隐现。而此时，欧美发达国家为了转嫁次贷危机，加大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冲击力度，那么新兴市场国家很可能会陷入到非常不利的境地。(交通银行发展研究部研究员 陆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