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人口红利”：未富先老多了哪些挑战？

　　“人口红利”，一个经济学、人口学上的专业术语，正成为时下媒体报道的流行语：

　　今年以来，各地纷纷大幅上调最低工资，企业出现“加薪潮”，原因是“人口红利”在消失，不涨工资找不到人干活；

　　10月起，作为国内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试行企业柔性延迟退休。最新数据显示，20年后中国将两名劳动人口养一名退休人员，有人提议国家也应研究延迟退休年龄，以应对“人口红利”消失、减轻老龄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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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是如何变成“红利”的？中国人口数量庞大，“人口红利”也会消失吗？如果“人口红利”真的消失，对中国经济长远影响会有多大？

　　什么是“人口红利”？

　　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社会负担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储蓄率高，使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源泉，这种情况下的高增长被称为“人口红利”

　　2013年，或者2015年，将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在众多学者眼中，这是一个普遍认可的说法。

　　1997年，一些外国学者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概念，次年开始，它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每年出版的《世界人口现状》中正式使用，也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

　　“人口红利”并不难理解。一国人口结构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过程中,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总人口中青少年比例较高，社会抚养负担重；第二阶段，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高，社会抚养负担轻；第三阶段，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社会抚养负担变重。在第一阶段已过去而第三阶段尚未来临时，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社会负担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储蓄率高，使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源泉，就形成了“人口红利”。

　　这个过程，西方发达国家走了几十年到一百多年的时间，因此“人口红利”并不明显。而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也迅速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从而使人口年龄结构表现为明显的“两头小、中间大”。

　　有研究表明，1978年,平均一名劳动力要抚养0.603个未成年人和赡养0.081个65岁以上老年人。2006年，则变为一名劳动力负担0.255个儿童和0.127个老年人。这28年间, 少儿抚养负担年均以1.24%的幅度降低, 而老年负担则以0.166%的幅度增加，两者相抵，总抚养负担每年以1.075%的幅度降低。这样，劳动年龄人口多，社会总抚养负担降低，劳动力供应充足、成本低，产生了明显的“人口红利”。

　　过去3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广东更超过13%，这当中确实有很多“人口红利”的影子。上世纪80年代末，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南下，广东等地形成了汹涌“民工潮”，千千万万打工仔、打工妹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猛发展，并以此不断向内地扩展，助推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起飞。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的研究，我国人口抚养比例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0.115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

　　然而，“人口红利”既然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中间阶段，也就注定终有消失的时候。2004年前后，距“民工潮”兴起不过15年左右，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用工形势迅速转变，“民工潮”变成“民工荒”，并且同样迅速地向内地扩展，各地近年都陆续出现“招工难”的情况。“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越来越受到关注。

　　据蔡昉预测，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约1%，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大概从2013年开始，我们的人口抚养比就将不再下降。也就是说，2013年或2015年前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该说就消失了。

　　短短数年间，一向被认为中国几近“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居然正面临短缺———这确实是一个让我们吃惊，却又不能不面对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