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群体性事件”成最不可预见风险
您认为,“十二五”我国面临的不可预见风险主要有(请选三项):
选项 频数 比重
A、群体性事件突发 172 72.27%
B、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动荡 170 71.43%
C、能源危机 117 49.16%
【权威解读】
新京报:在“十二五”期间我国面临的不可预见风险中,72.27%的人认为是“群体性事件突发”,71.43%的人认为是“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动荡”。这个判断准确吗?
迟福林:大家谈不可预见的风险,不可预见是什么?从国内来讲,一些专家最担心的就是由于贫富差距问题、由于利益的诉求表达机制问题,导致一些矛盾在一定条件下,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形成或大或小的地区或局部的群体性事件,这样一种判断反映出专家高度的警惕性和高度的关切度。
新京报:“群体性事件突发”的风险系数会有这么高吗?
迟福林:经济风险确实存在,比如通胀的压力,尤其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还是压力比较大的,但是大家更关切社会风险对于经济发展造成的这种影响。我们应该避免的是社会风险。我理解,专家的基本判断是社会风险大于经济风险。
新京报:避免这个风险,也应该是和收入分配改革挂钩的,对吧?
迟福林:专家们这样一个高度判断,希望能通过收入分配改革,通过社会组织的发育,通过劳动报酬协商体制的建立,最大限度避免各类群体事件的发生,而群体事件的发生,不管是局部的还是区域性的,都有可能引起连锁性的反应。
其实,从调查看,大家认为最不可预见的风险,一个来自国内,一个来自国际,就是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所产生的外部压力。
新京报:从目前看,应对“群体性事件突发”这个最不可预见的风险方面,我们准备得怎么样?
迟福林:我认为,大家之所以对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保持高度的关切度和高度的警惕性,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经济风险方面,我们还有一定的处理能力,而在社会风险的处理上,包括在理念、机制、对策上,还都缺少比较成熟的经验。现在地方政府一方面是担心,另一方面确实没有积极的、主动的来化解,一定程度上缺少理念、缺少机制、缺少对策。
4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有专家提出,我国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有可能集中爆发,将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即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您认为“十二五”这一风险有多大?(认为风险完全不存在为0分,完全确定会出现为5分)
选项 频数 比重
A、0分 8 3.35%
B、1分 28 11.72%
C、2分 56 23.43%
D、3分 90 37.66%
E、4分 48 15.90%
F、5分 19 7.95%
【权威解读】
新京报:我注意到您最近的言论中,多次谈到“中等收入陷阱”。有专家提出,我国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有可能集中爆发,将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即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且,在此次调查问卷中,还专门设置了这个问题。(认为风险完全不存在为0分,完全确定会出现为5分),选择3分以上的调查对象达到61.51%。这个数据是不是说明了现在的情况是接近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
迟福林:这样的一些数据,反映了大家对发展前景的担忧,一方面因为提出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的改革转型路线,大家认为路线选择是对的。另一方面,今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可是,对有可能引起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做多方面分析后,我们发现能够形成跌入中等陷阱的风险诱因是存在的,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是存在的,并且某些方面的风险还有增大的趋势,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在人均GDP达到4000—10000美元的时候,因发展方式选择不当,导致经济增长长期的低迷或者停滞。
新京报:都有哪些风险诱因?
迟福林:第一,贫富差距,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是在缩小,还是有逐步增大的趋势;第二,居民消费力,尽管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居民消费力并不乐观,目前居民消费力是处于低水平,35%左右,历史上我们都达到50%以上。第三,公共产品,尽管这些年加大了投入,但是总体上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这个矛盾还是存在的。第四,国民收入分配失衡,资源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中过度的向政府倾斜,甚至某些方面是严重失衡。第五,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有不断增大的趋势。
因为中国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共同的特点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总的来说,这五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或者这五个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没有解决好,应该说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应当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新京报:有学者称,“十二五”转型和发展,中国首当其冲的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迟福林:关键是看我们下一步的选择,究竟是继续坚持GDP总量为改革导向,还是以“民富优先”作为改革的导向。
如果继续坚持GDP总量为导向,可能发展方式这个“球”到一定时候就破了,破了以后会发现,速度会从高速突然降下来,甚至会降得很低。
如果以“民富优先”为改革导向,把国家的发展变成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收入提高了,消费率也就提高了。而消费率提高了以后,社会的矛盾,社会风险因素就会明显降低,就有可能通过民富优先的转型和改革导向,成功避免这样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的想法,“民富优先”的转型和改革导向,可能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最重要的战略性选择。
新京报:目前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迟福林:我认为现在要有基本共识,因为改革到一定程度很难有共识。比如说政府转型,什么是政府转型?第一,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都说政府工作就是搞好经济建设,这个观念必须转变。
各级政府都在提“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其实这是全社会的事情,是企业的事情。如果说要使得全社会能够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话,那么政府就要聚精会神的改善民生,一心一意的搞好公共服务,政府要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加快政府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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