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组图）

　　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这也许是中国经济改革难以免疫的副产品。然而，当中国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指数已经在“警戒线”徘徊，我们是否还能坦然地将农民工的廉价劳动称为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又或者在通货膨胀的阴云下仍旧解开自己的荷包，为拉动内需出一份力?

　　2010年年底，相同的政策信号从国家决策层的不同出口发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1年各项改革的具体部署中，收入分配改革位列其中，提出努力扭转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十二五”规划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国家发改委亦表示，今年在提高农民工待遇、调节垄断行业收入等领域，将出台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人们有理由期待在2011年，收入分配改革的脚步会迈得更快。

　　“民工荒”的积极意义可能在今年显现。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缺工首先将带来工人议价权的提升;其次，农村收入的提高和内陆省份经济的发展，为外来工群体提供了除沿海省份之外的更多选择。而随着“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劳动主力大军，对个人价值的重视将会让更多的传统制造业企业开始朝着更人性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转变。

　　不过，在工厂为了继续寻求廉价劳动力而西迁的大潮中，逻辑上又恰恰反映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多年之后，仍旧没有实现“同工同酬”的命题。而建立更为公平的分配制度，是2011年另一个重要的工作。工资集体协商的试点可能在更多的地方推行，通过这个“谈判”平台，劳动者将获得更高程度参与收入分配的机会。在提高居民收入方面，个人所得税改革将在今年推出的呼声也不断升温，有学者建议，推出以家庭为单位综合计征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措施，改变目前按个人收入分项征收的办法等等。

　　可以预见，改革将是一场持久战。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是一座被利益团体重重包围的坚固城池，然而，对于它的每一点完善与改进，都将使数以亿万计的最普通的中国人获益，他们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也值得收获更多的尊重。

　　回顾2010

　　富士康13跳的沉重

　　富士康第13跳员工获救。称其为13跳也许并不准确，因为该员工选择的方式为割腕，富士康为此专门辟谣。但是这并没有给富士康的形象改变带来转机。

　　2010年，富士康遭遇13起员工自杀事件，社会各界纷纷对富士康的企业文化和管理体系提出质疑，其后，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做出全体涨薪30%的决定。这个台湾首富也承认，要照顾好深圳工业园里40万工人的吃喝住行，还要消除他们心中的彷徨、冷漠，担子越来越沉重。在这期间，各地也纷纷上调最低工资，各省最低工资的平均涨幅在15%-20%。

　　个税改革的希望

　　我国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从1980年的800元上调到现在的2000元。然而，有数据显示，占总收入一半以上的高收入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20%,这就预示着80%的个人所得税还是来自中、低工薪阶层，这就出现了所谓的“逆向调节”现象。2010年，关于个税改革的建议不断，比如以家庭为个税征收主体综合征收，以此降低赋税;提高现行个税起征点，把权力下放到各省，国家规定一个上限，譬如不超过5000元，让各地依据当地实际收入状况，来确定自己的起征点等。

　　“民工荒”的力量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词汇，而在2010年的南方，其带来的紧张氛围被各种各样前所未见的招工广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免费提供空调房、补贴一半餐费”，“普工保底工资1800元/月以上，技工3000元至5000元/月”……“80后”、“90后”工人对工作条件、生活质量和职业发展的更高追求，促使企业主们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劳动成本。

　　而另一方面，国家支持中西部政策的出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用工环境的优化，这让成熟工人们选择回家就业或在家创业。大量内地农民工的离开，客观上成为促使沿海企业加快速度进行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力量。

　　制造基地的“候鸟”转移

　　2010年，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像“候鸟”一样，将其主要的制造中心从毗邻香港的沿海城市深圳，迁至工资水平较低的中部地区。成都、重庆、武汉等南方内地城市无论是城市建设、特大型企业数量、福利待遇和生活水平已经和沿海相差无几，尤其重要的是底层操作工的工资待遇也与沿海城市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沿海加工企业和台资、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内迁，又促使更多劳动者选择前往内地的这些特大城市务工。

　　“弱小强者”的梦想变迁

　　百度百科对“蚁族”的定义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2010年，网络创造了这个有些心酸的词汇，形容一个“80后”大学毕业生的庞大群体。这些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而聚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是有如蚂蚁般的“弱小强者”，也是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的见证者。随着中国社会城市化、人口结构转变、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在大城市就业，但就业形势的变化、房价过高等等因素让他们距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晨报记者 刘映花

　　专家声音

　　让工人有能力

　　和老板谈工资

　　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陈光金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在收入增长乏力、物价上涨、房价高企、社保体系尚不健全的现实压力下，个人经济状况已连续三年蝉联影响城镇居民总体生活感受的首要因素。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陈光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政府应该构建一个社会各阶层参与的报酬分配平台。

　　记者：社科院最近发布的《蓝皮书》提到，近年来我国全社会总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左右。如果简单概括，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哪些?您认为这一情况是否会在2011年有所缓解?

　　陈光金：在短期内有根本改变难度较大。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很复杂，比如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还没有有效发挥作用。近年中国劳动收入比重较低，但是缺少社会性的行动，比如集体谈判纠正初次分配的不公平。

　　记者：对于改变这种现象，您有什么建议?

　　陈光金：在企业层面，为了用工需要，提高劳动者工资是自然的力量，比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有效。经济结构调整意味着社会结构的调整，要增加中高端产业和就业，确保所有的利益主体能够相对公平地参与利益分配过程，要有制度化保证。比如切实推广工资集体谈判制度，让工人有条件、有机制、有能力、有保障地去和老板谈判工资，而不是老板说给多少就是多少。

　　记者：2011年，政策层面在这些领域是否会有所突破?

　　陈光金：难以预言。收入分配不是给人们普遍带来收益的过程，而是要影响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在改革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阻力，政府部门必须在利益集团和其他社会阶层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晨报记者 刘映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