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一个“税官”的征税小史(2)

　　税收权力的约束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税收管理模式发生了很大转变。

　　1993 年12 月15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1994年1月1日在全国实行。这其中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国、地税分设，划税种管理；生产型增值税实施，与国际税收逐步接轨；中央、地方预算级次划分，双方财力得到保障。税制改革无异于一场革命，给税收工作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是在1993年，张光辉调到了温州市瓯海区税务局的直属所。1997年，温州市国、地税分设，逐步撤并基层税务分局(税务所)，全市各县(市、区)全部建立了办税服务厅。“曾经的产品税重复收税，本来小作坊起家的温州个体户利润就低得没法做。将产品税改为增值税来收，当时的困难难以讲述，就是现在还有人难以接受。”张光辉几十年的税收工作经验，让他感慨一个人的心理观念和方式都很难改变，更何况被动的纳税人。

　　但他感受最深的，是税收管理方式由原来“一员到户，各税统管”的专管员方式，变成了征收管理与稽查分离，之后，再演变为征收、管理、稽查三分离，分工进一步细化。张光辉称之为“分线管理，三权分离”。

　　“这是一种内控，从内部防范风险，用制度来管人。” 除了发挥审计、财政的监督职能，全国的税务机关都开始尝试从内部控制机制上约束自己的征税权。

　　收税的标准也不再是通过“数凳子”“数烧鸡”来完成。他们制定了家电行业、服装、房地产企业等各种单项税收的管理办法，“比如通过用电量等元素制作出各个行业的行业模型，设定条件，通过电脑的系统来取数判断，就可以看出哪个企业小于50分，小于50分的，就约谈一下，挖挖潜力。”

　　现在的“约谈”和以前的“约谈”也不一样。“以前是‘你肯定有问题’，现在是从有罪推论到无罪推论，认定你‘无罪’，先解释清楚。”按照业内的说法，“专管员”要逐渐向“服务员”转变，“纳税辅导”“税务和谐”，这样的字眼越来越多。原来的税收三性：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也越来越多地从政府文件中变为服务性。

　　2001年10月，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纳税评估子系统在温州市国税系统全面上线运行，实现了以市地为单位集中征收，基层管理机构由129个压缩到64个。2005年9月，综合征管软件上线运行，基层管理机构进一步缩减为27个。面对税收管理员的几十项管理指标和工作职责，以及对计算机操作能力的要求，张光辉曾感到过沉重的压力。

　　张光辉原来发明的上门交税，也越来越科学，申报方式越来越多元化。纳税人可自主选择上门申报、代理申报、电话申报、网络申报等多种申报方式，全部采取预储账户缴款的非现金缴税方式。“少了很多吃拿卡要，以前是电话打到下面要数字，现在软件的检查力度非常厉害。”张光辉没想到人们开始畏惧填在电脑上的数据，“谁都改不了，操作很谨慎。”

　　张光辉负责税源管理，温州中小企业多，区域的征管工作户多量大。每到申报期，仅税单就要打印满满的几大箱。“原先那种不按权限、不按程序执法的现象已经很少了。”张光辉说。

　　不管人们多么痛恨税收从自己的口袋里往外掏钱，中国的税收都实现了巨大的增长。1978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只有1132亿元，1993年筹备分税制改革时，财政收入不到3000亿元，而据报道2010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额将达到8万亿。税收作为国家聚财的重要手段，全国的纳税人所缴纳的各种各样的税款都通过税收征管这个体系最终汇集到国库，而这支持了三十多年内相继进行的各项改革和发展。

　　尤其是新近出台的《全国税务系统2010年至2012年纳税服务工作规划》明确，到2012年，税务系统将初步形成“以纳税人合理需求为导向，以持续提高纳税人满意度和税法遵从度为目标”的纳税服务格局。“纳税人合理需求”被放在了战略规划的高度。

　　但是，不可否认，税务的征管方式依然粗放，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为了完成税收收入。“为了完成税收任务，我们真是想尽一切办法。”陕西省泾阳县地税局的张小静在她的文章中讲述过她的税务心酸。2002年她担任蒋路税务所所长时，税务所的任务已经增加到每年84万元，而实际上辖区税源根本没有这么多，在还差近20多万缺口时，她贷了15万元垫缴了税款。被检查出来后，她再三向检查组解释也无济于事。而在过去这些年中，全国地方的税务系统贷款缴税的事情时有发生。

　　这主要由于在税务征收中，普遍采取制定税收任务的做法。计划收税与依法征税本身就是相矛盾的。税务所里一般有计划征收科，“收多少税一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但是这种定税、计划收税的方式却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在鄂尔多斯做生意的温州人齐任说他很理解这种做法。“在现阶段只能这样，税收能减少流失，企业也能有盈利，对双方都好。”齐任觉得比较烦的是税以外的行政收费，“到处是找你订报纸刊物的，消防、工商联的各种理由收钱，还有各种培训收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