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专家论道中国经济转型的时空跨越(3)

　　第二，如果不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城镇化不可能健康发展。现在中国统计的城镇常住人口当中每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外来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群体。这些人在城市没有归属感。但是在统计城镇人口的时候，却把他们统计为城镇的常住人口，这说明现在的城镇化还不彻底。

　　第三，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今后，农村作为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蓄水池时代即将结束。城市的产业升级没有稳定的劳动大军是缺乏坚实支撑的。

　　第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外来人口，如此庞大的群体如果不能够真正融入城市，甚至仍然受到歧视，享受不到同等的权利，社会一定会积累很多矛盾。

　　韩俊表示，农民工向市民角色的转变，不论从理论上分析，还是现实基础都已经具备。现在外出的农民工在1 .5亿人左右，举家外出的占25%左右。调研发现，这些外出农民工把孩子带在身边占到一半，他们渴望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

　　城镇化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必须把解决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的民生问题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城市的管理者们应该抱有这样一种理念，城市不仅是有户籍人口的城市，也是全部常住人口的城市。对农民工应该有开放和包容的胸襟，对农民工由排斥到接纳，由管制转向服务，要逐渐改变他们这种边缘人的社会地位。”韩俊说。

　　地权稳定社会才能够安定

　　韩俊指出，给农民工城市户口，不能与放弃农村的土地权利挂钩，因为土地不是国家无偿给农民的一种福利，是农民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一份财产，是农民的不可剥夺的物权。如果身份权，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的获得是以放弃财产权为代价，这才是更大的不公平。

　　韩俊认为，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如果违背农民的意愿，注定要失败，各个地方在搞户籍制度改革的时候，如果眼睛只盯在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上，肯定走不通，农民不会答应。

　　“农村改革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不断强化农民的土地权利，如果户籍改革要农民以放弃土地权

　　利为代价换取一个户口，可能会对农民的长远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害。”韩俊说。

　　现在各地建设用地指标减少，城市拆迁的成本增加，城市化缺地现象也比较普遍，据此有人提出可以用“拆圈上楼”的方法来解决城市缺地和缺钱的问题。

　　对此韩俊认为，在城市规划区以内这样做或许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把农民统统赶到楼上去，而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获得农民土地的话肯定要出大问题。城市建设缺钱，不能靠开发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来筹措，这是涉及农民利益的根本性问题。

　　最后，韩俊表示，城乡统筹“三农”问题的核心还是土地问题，焦点、难点、重点、分歧点也在土地问题上。土地问题背后就是个利益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因为保护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影响了城市化发展进程。古今中外，农民的问题都离不开土地，可以说农民与土地是唇齿相依，只有土地定权，农民才能够定性，只有让每个农民拿到有效力的土地证书，农民心里才踏实，只有地证稳定，社会才能够安定。

　　王一鸣：区域经济发展转向质量和效益优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十二五”期间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各地要认识到在我们潜在增长水平已经在下降的情况下，如何更加理性地处理好速度、质量、效益的关系，把重点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