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关注资本输出风险背后的机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大发展，通过海外直接投资切入流通和品牌等高增值环节，取得先进产能，这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因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政府需要进一步积极稳妥开展对外融资支持，通过资本输出带动先进制造业产品输出，而这种资本输出又应当是政策性融资和商业性融资结合的。在较长时间跨度和更大时空背景上考察，我们甚至不妨为此承担某些表面上的风险，承受一些账面的损失，正在洽谈接触中的中国向阿根廷提供贷款供其引进中国铁路技术项目就是如此。

　　高铁无疑是当今世界交通运输中最引人瞩目的，中国高铁又是全球高铁中最引人瞩目的明珠。得益于60年来的积累，得益于此前几年技术引进中成功实施的正确策略，起步时大量借助了引进技术的中国高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已经在实际运营速度等众多方面达到了全世界最高水平，目前已经投入运营和在建的高铁长度也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拥有如此优势的中国高铁产业自然不会无视阿根廷这个南美第二大国。2010年1月，中信银行就为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在阿根廷承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地铁项目筹组了8496万美元银团贷款，去年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访华期间，中信银行又和国家开发银行联合组建银团，与阿根廷经济和公共财政部签订了2.73亿美元出口买方信贷贷款协议，用于支持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向阿根廷出口20辆高速机车、220辆客车以及配套零配件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而这仅仅是起点，根据有关报道，阿根廷方面希望借助中方技术和资金修复其几近废弃的全国铁路网，横跨该国13个省，总长约一万公里。为此，阿根廷需要投资百亿美元以上，其中80%的资金计划从中国筹集。毫无疑问，这个项目一旦付诸实施，将会有力地带动中国铁路装备和服务的出口。数十年来，建筑服务一直是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最大、顺差最多的出口项目，而且表现出了相当强的抗风险能力。在全球性金融危机蔓延、升级的背景下，2008年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1046亿美元，同比增长34.8%，2009年又提高到1262亿美元，增长20.6%。由于巴西等与阿根廷相邻的拉美大国也对引进中国铁路、特别是高铁技术感兴趣，一旦阿根廷率先突破，其他国家相应跟进的几率大增，中国铁路装备将因此在拉美占据先入为主的优势，未来可望登上“卖标准”的高层次。

　　同时，由于“中国制造”遍布全球市场，贸易伙伴国家基础设施的改善也就意味着“中国制造”能够更方便地渗透到贸易伙伴国内各地市场。“中国制造”与中国修建的道路同步扩散，这种效应在中国的某些邻国已经表现得非常显著，高铁输出将使这种效应在更大的规模、更高层次上重演。更重要的是，高铁还能够大大提升所有中国产品的无形品牌，让海外普通消费者和专业客户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从而提高对“中国制造”的估值，乐于为“中国制造”付出更高价格。即使不是高铁行业的中国企业，也要意识到这一效应，并充分利用。

　　此外，海外国家为引进中国高铁而向中国筹资，能够带动中国的资本输出。假如海外筹资者是靠筹集人民币资金来向中国高铁企业支付费用，将有助于形成出口(规避汇率风险)、资本输出、人民币国际化三者相互推进的良性循环。正因为如此，前几天世行宣布将在香港市场发行5亿元人民币“点心债券”时，我非常希望世行将这笔资金用于其他国家的项目，而不是直接用于中国内地项目。

　　不仅如此，拟议中的阿根廷百亿美元贷款买高铁计划还能够为中国实业界带来另外一些机会，而这些机会又源于这个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近两年我国与好几个国家签署了巨额“贷款换石油”协议，我国向这些国家提供几十亿上百亿美元贷款，供其用于开发本国石油天然气资源，产品供应中国市场，拟议中的阿根廷百亿美元贷款买高铁计划也可以划入这一行列。但任何贷款项目都有坏账风险，而阿根廷正属于金融危机高发国家，上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新世纪初的阿根廷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去年以来阿根廷宏观经济又表现出了某些不稳定迹象。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这类国家的贷款和直接投资事前需要对该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特别是其资本流动和国际收支变动趋势开展深入全面的研究，并为这类风险在贷款利率、投资收益率等方面索取适当的补偿。与此同时，我们又要看到，这种“风险”假如成为现实，还能够为中国实业界创造某些额外的机会。因为债务国一旦陷入危机，既然我国资金相对充裕，不担心一时的债款回流不畅而危及本国经济全局，就大可以借危机之机向债务国要求商品贸易、投资等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甚至通过“债转股”取得债务国在危机没有爆发的平时不愿意开放资本的企业。这种隐含的担保也许是“或有”的，但并不是不存在的。

　　韩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就总体而言，韩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和组合投资的政策一向比较严厉，更倾向于使用不转让永久收益索取权的债务资本，是1997年至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使其外资政策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众多高负债韩国企业在危机中崩溃，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西方权益资本投入，此前一直对外资严加限制的韩国政府也不得不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和股权比例等方面的限制，以便解决迫在眉睫的呆账问题。

　　就全世界总体而言，二战之后，随着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赢得独立并纷纷致力于建立民族经济基础，国际直接投资规则曾连续多年向强化限制方向发展，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制蔚然成风。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折，上世纪80年代初爆发的席卷几乎整个发展中世界的债务危机是重要原因，正因为陷入了这场危机而久久无法自拔，许多发展中国家才主动被动地减少附带偿还义务的债权融资，增加使用无偿还义务的股本融资，即外商直接投资。

　　以此观之，阿根廷是一个中国所需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凭着阿根廷的丰富资源，假如它日后果真陷入危机而难以如期偿还中国高铁贷款，从这个国家找到足够我们感兴趣的资源也不算难事。“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只要我们夯实自己的根基，能够在危机中屹立不倒，这种危机之中找契机的思路就完全可以应用于中国产业开拓其他资源丰富但经济危机频仍的国家。（梅新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