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民工荒”发出了“转型”信号

　　“民工荒”渐成常态将从根本上改变依赖低成本实现发展的习惯。争论多年的种种难处、始终无法突破的制度瓶颈等等，在“民工荒”的挤压下，似乎有了解决的可能。在宏观上，它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重要内容终于开始发力，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终于有望较快推进

　　所谓的“民工荒”并非始于今年，但今年的“民工荒”格外引人注目。大城市在春运启动之后便遭遇大范围的人力资源紧张，从清洁工、送奶工、家政保姆、小区保安到餐馆服务员、快递员，这些通常由农民工担当的岗位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人手紧缺；更严重的是，春节过后各地纷纷提前行动争抢农民工，不仅农民工流入地动作频频，而且农民工流出地也加入其中，设法“截流”。前几年就已有专家提出，中国经济发展在享受了30多年“人口红利”之后，即将遭遇“刘易斯拐点”，似乎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将发生逆转；但这种看法往往被更多的专家嗤之以鼻，认为是在叫唤“狼来了”，庸人自扰。事实如何？年复一年，“民工荒”愈演愈烈，当农民工即使“普工”也敢提月薪3000元的要求，而熟练技术工则视月薪上万为正常，谁都不能不相信：“民工荒”真的是来了。

　　真的“狼来了”，意义重大。在微观上，它意味着农民工这个在城乡之间奔波徘徊的群体，终于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了主动地位。多年来，他们靠着政府划定的“最低工资线”的保障，才拿到不至于低得离谱的薪酬，却还不时被拖欠工资，而今开始在各地被企业、政府和市民“奉为上宾”。在宏观上，它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重要内容终于开始发力，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终于有望较快推进。

　　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存在很大“时差”

　　现代化包含着两个互有关联、彼此促进的进程，一个是工业化，另一个是城市化。农民工进城打工，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他们自身的变化构成了城市化：按照城市的方式工作和消费，逐渐养成城市人的意识和观念，等等，这些都是城市化的实质性内容。然而在中国，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时差”，工业化远远超过城市化的速度，这使得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仍然只在50%左右。这种中国特有现象的一个重要表现，或者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存在巨量的“农民工”。“农民工”这个名词本身就反映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同步：“农民”是他们的身份，他们不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工”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同工业相联系。2011年央视春晚让深圳一群务工青年上台表演，节目叫“咱们工人有力量”，但主持人仍然口口声声称他们为“农民工兄弟”，言下之意他们还不算完全或者纯粹的“工人”。也是，以他们的身份、资格和权利，的确也还没有“进城”。

　　说白了，正是因为城市化滞后，才为中国的工业化带来了资本和资本积累。虽然进城，但不能获得市民身份，虽然打工，但不能获得“工人”资格，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的“低成本”发展，为中国商品以低价格占领世界市场，提供了最大的优势。但由此也造成了农民工较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巨大的内需无法转化为有效需求，还造成中国经济质量不高，结构调整虽然列为政策目标多年，却实际进展缓慢。这一切，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工这个群体曾经实在过于庞大，源源不断的超出市场需求的劳动力供应，喂肥了低端产业、不需要多少技术的行业和没有创新的企业：在廉价劳动力能解决问题时，企业家不会愿意投入巨资提高技术水平；在低价格就能构成国际竞争优势时，政府即使鼓励原创和品牌，各方的积极性也是有限的。一度差不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基础乃至前提条件的劳动力过度充裕，已经越来越被证明同时制约了中国经济攀上新台阶。对此，许多学者早已有了共识，但路径一旦形成，依赖就是无法避免的，观念一致并不一定能改变什么。

　　一些长期难题在“民工荒”挤压下解决有望

　　然而，“民工荒”渐成常态将从根本上改变依赖低成本实现发展的习惯，其影响所及，已促使一部分聪明的企业家，如娃哈哈的宗庆后、阿里巴巴的马云等，提出“企业家的最大慈善就是善待工人，让他们享受福利”。过去企业千方百计逃避与工人签合同，现在开始考虑给予农民工“工龄工资”，免得他们年年跳槽，人手没有保障。与此同时，各地政府也从抬高进城门槛，生怕农民工子弟跟着打工父母来城里上学，转而善待下一代，甚至希望农民工跟着上学的孩子来城里打工。争论多年的种种难处、始终无法突破的制度瓶颈等等，在“民工荒”的挤压下，似乎有了解决的可能。上海市户籍老人的规模近年已达318万，2020年将达到500多万，到那时，在春节如何不让农民工(如果那时还在用这个概念的话，但愿不会)如潮水般退去，不使巨量的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陷于孤苦无助之境地，显然要比如何不让农民工挤占市民的福利，更让政府官员关心和用心。

　　说得再远些，不仅“民工荒”，其他曾经支撑中国发展的基础性条件，都在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这些将在深层次上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而曾经久拖不决的问题，则将在其存在合理性消失之后，得到解决甚至自行消失。中国改革以“摸着石头过河”为基本战术，其动力本是“危机推动”：因为有问题，我们才下河，为了解决问题，我们才去摸那么些石头。现在“水落石出”，踩着“民工荒”等逐渐裸露的“石头”，中国发展的战略转型可能更快，中国的改革可能更快。

　　(顾骏   作者为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