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趋同也许是好事,但另一个角度创造一种受教育的负激励,很可能导致一定时间内,有适龄孩子不读书或辍学
新春伊始,财经论坛四处开“坛”。综合各路信息,“用工荒”、“劳动力成本增加”等问题,被不同角度地强化、阐述。看来,习惯了“使唤”廉价劳动力的经济活动参与各方,必须慢慢适应中国劳动力越来越“值钱”的现实。
在人口学家眼里,这个必须接受的现实,源于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很早就提出,这一变化将导致中国“未富先老”。在2月19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他在演讲中又一次重申,并说这将成为“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
“未富先老”对中国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蔡昉的答案是:“先老”意味着生产要素发生变化,即劳动力贵了而资本相对便宜了,中国丧失劳动密集比较优势;而“未富”则表明,短的时间内,中国不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从国家层面来说,由此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研究表明,全球化过程中,得到较大收益的是富裕国家和比较穷的国家。前者凭借管理水平和掌握科技,可在资本要素中占据比较优势;后者在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上具有比较优势,可以生产出最便宜的东西进军国际市场,借此迅速跃升至中等收入国家。可有些国家也就此长期停滞,比如拉美不少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人均GDP就已达到3000美元,成为中等收入国家,此后人均GDP却一直没有突破10000美元,进入不了富裕国家行列。
从人力资本培养的角度来说,蔡昉还发现了一些令人心忧的苗头。
“用工荒”从相对发达的东南沿海蔓延到中西部地区,为“抢人”而采取的“涨工资”手段,不仅施之于技工,普工也一样。“劳动力贵了”,导致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趋同的局面。
蔡昉就此分析,“工资趋同也许是好事,但另一个角度创造一种受教育的负激励,很可能导致一定时间内,有适龄孩子不读书或辍学。”
确实,教育就是投资,当工资高低与受教育程度关系不大时,与高水平的教育相比,低水平的教育回报率反而相对提高了,谁还会在教育上投资?
目前的人力资源状态,已经让企业家们倍感压力。在刚刚结束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了《中国企业家生存环境调查报告》。报告透露,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们,承受着多重压力,其中之一是一般劳动力获得难与人才高度缺乏的双重人才瓶颈,职业教育不足的压力直接由企业来承受;另一个就是大量的加工型与低端服务型企业主们,缺乏和缓地实现产业转型的条件。
在就业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没有掉下来,依靠的是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也就是政府主导的大量投资。蔡昉认为,这样的状况未来不可持续。
通过研究中国现有劳动力存量,蔡昉还发现,随着年龄提高,人力资本的禀赋显著下降,这样的劳动力素质不能给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足够的保障。日本和美国则截然不同,在每个年龄段教育水平基本一样。
对此,蔡昉的观点非常明确:这是发展阶段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不是某一项政策造成的,调控政策解决不了。中国因此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比较优势不显著时,必须做出选择。(记者 杨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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