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动调低”GDP到相继推出“幸福指数”，从关注菜篮子、解决“蜗居”到增加就业，从提高居民收入的倍增计划到实现“有福利的增长”……新年伊始，各地“十二五”布局中，共同的主题和表述频繁出现——追求科学发展，让“幸福”变得更加具体实在，释放出中国前行的新“信号”。
GDP增减凸显“调结构”任重道远
高速的GDP增长，曾是各地争相追赶的目标，但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有了不同声音。
经济“龙头”不约而同在快车道上“换挡”：上海、北京、广东、浙江、山东等省市公布的“十二五”经济增速目标纷纷调低至个位数。
8%、10%的增速似乎不够起眼，但谋求“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这些省市，在淡化GDP的同时，注重将反映科学发展水平的指标与GDP“挂钩”。
江苏省提出，未来五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比重达到40%；科技创新继续走在全国前列，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提高到2.5%。上海将使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比翼齐飞”，使服务经济比例达到65%的新高。
国务院研究室陈文玲司长说：“事实上，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单纯‘经济减速’，而是匹配环保、能源、资源的承载力。如何实现‘更有质量的增长’，如何能在更少依赖能源和资源消耗、更少依赖劳动力价格优势、更多依赖科技和管理创新驱动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绕不过的课题。”
全国人大代表、巨力集团董事长杨建忠认为，GDP增长目标调低，正是面对客观实际主动转型的结果。经历多年高速增长之后，许多城市土地的投资密度、环境的承载能力等均已接近饱和。
在各地已公布的“十二五”规划中，保持经济相对高速增长仍是一部分省份的主要目标，有的增速指标定在10%以上，有的目标设定在“十二五”期间经济总量翻一番。
“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已经淡化了GDP等指标，这是我国发展加快转型的重要信号。地方相对的高增长，必须放在全国资源可承载力的大平台上统筹考虑。”中央党校研究员曾业松分析说，当GDP还在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时，就不排除一些地方铺摊子、上项目的冲动。片面追求高增长，包括产业化雷同问题，必然会给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带来压力。
国家发改委负责人日前明确表示，GDP增速目标必须冷静考虑相关环保、能源、资源的承载能力，不能敞着口子用能源。
民生硬指标让“幸福蓝图”更实在
“我们从短缺经济时代过来，年轻时都尝过没有房住的滋味，所以不希望年轻人像‘蚁族’一样生存，过‘蜗居’生活，我们有责任让发展成果惠及新就业的年轻人。”河南省副省长张大卫在河南两会上的发言让人们颇感亲近。
加快保障房步伐，圆百姓“安居梦”，成为地方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的共识。河南省提出，未来五年预计建成各类保障性住房200万套以上，是“十一五”时期的7倍。
与追求GDP增长步伐放“慢”相对应的，是今年地方两会上频频出现的加“快”民生改革。从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的“一降一升”，人们目睹了科学发展的稳健步伐。克服众多民生“痼疾”，更加注重“有福利的增长”，不少地方两会将民生考核变得更具约束性。
重庆，率先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写入“十二五”规划，作为考核地方政府的重要指标。
上海、重庆、山东、江苏、陕西、江西等地居民收入增速预期均高于GDP，多地特别强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要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广东，2011年省级财政支出超七成投向民生和基层：42.44%将用于均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帮助市县增强发展后劲，35.27%将用于改善民生、提供基本公共服务。
与“十一五”规划相比，上海“十二五”规划列出的民生“硬指标”由2项增加到7项，市民普遍关心的收入、住房、出行、养老等都有了约束性指标。
“如今，中国老百姓越来越多地从实际感受来评判发展的结果。一些地方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居民收入增长赶上CPI、GDP，这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执行力，也更值得期待。”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
提振消费培养经济发展新“引擎”
从今年开始，扩大内需将成为中国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重头戏”。
浏览各地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不少地方政府都将扩大内需战略独立成篇并放在突出位置。摆脱出口依赖，增强国内消费，透露出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迈出实质步伐。
“最终消费率”——北京市在“十二五”规划中增设的新指标，提出未来5年最终消费占GDP的比率达到60%以上。
在山东，扩大消费需求成为今年工作首要任务。利用服务业发展带动内需消费则成为北京、广东、湖南、重庆、西藏等地方论述的重点。
“把推进城镇化作为扩内需、调结构的战略任务和重要抓手”，类似内容见诸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吉林、河北、安徽、湖北、江西等地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城镇化建设作为单列一节进行论述。
目前，投资仍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与一些成熟经济体相比，我国消费与投资失衡的情况仍较严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事长郑新立认为，各地正在确立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培养和拓展新的内需空间，这将为提振消费注入新活力。
专家也指出，当前，不同社会阶层收入差距较大、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物价上涨和通胀预期等因素，是中国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建议未来中国应在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扩大消费领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上求突破。
记者 陈芳王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