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记者在湖北潜江和鄂州两地，采访了一些年龄跨度很大的农民工。采访发现，50后、70后以及80、90后农民工的打工喜好、心态以及打工的领域都不相同，十分值得玩味。他们的经历表明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代际分流。
年长者大多仍在建筑工地上
“打工渠道少，没有更多选择”
1951年出生的老吴，是湖北鄂州的农民。1970年由村里派出到武汉建筑工地打工。他说：“70年代是给集体做工，年轻的有一定技术的人才能被派出去做事。1981年之后一些农民除了种地，开始可以自由地外出打工，但那个时候打工的渠道少，除了进建筑行业，没有其他更多的选择。”老吴说：“当时，武汉已开始大规模建设，我们只需要带上棉絮包，村里组织卡车送我们到城里，就成了。”“当时进建筑行业，都是从学徒做起，一年后分电工、泥瓦工和木工，几年之后还要分一级工、二级工等等，干得好的留下来长期做，干得不好的就淘汰回乡。”后来，镇上慢慢有了乡镇企业，比如绣花厂、服装厂和水泥厂之类，可供选择的打工行业才渐渐多了起来。
老吴在1980年后分到1.2分田地，他的爱人一人在家里种地就够了。他每个月休息一天，农忙时最多请两天假，其他时间仍在建筑工地上。
他说，和他同时出来打工的年长者，现在大多仍在建筑工地上，他们需要的是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中年打工者喜欢多做多得
“我们年富力强，想多赚点钱”
黄杏娇是湖北潜江人，1973年出生的她，1999年在亲戚的带动下就外出打工了。一开始到东莞，后来到了广州做裁缝，2005年在她的带动下，她的爱人也到广州，2010年读初中的儿子辍学跟着南下做杂工。她说：“一开始对外面不熟悉，出来都是跟着同乡，那个时候进厂还要考试，比如说做裁缝要考剪裁，缝纫。后来时间长了就知道类似做衣服的厂很多，工资待遇都差不多，春节后去广州，也知道挑选工资高、条件好的厂去做。”她说，“现在厂里常年招不满人，只要有人愿意来，厂里都会安排事情做。”在她的带动下，几位亲戚也到了广州打工，每个节假日，大家就在一起过节。
黄杏娇所在制衣厂现在有30多个工人，实行计件工资，每天从早晨8点做到晚上8点，经常加班到10点多钟，多做多得，她说自己目前的工资有2000多元，在周围的打工仔中，算是中等水平。
黄杏娇家有7亩多田地，她和爱人的地由父母代种，每年春节，他们回家呆上近一个月的时间。她说自己不会种地，以后也会留在外面打工。
黄杏娇说，像她这种情况的打工者，都比较喜欢多做多得的打工方式，现在年富力强，可以多赚点钱。
新生代喜欢无拘无束打工
“工作干的不开心就换一个”
子平，1987年出生，今年24岁，和19岁的妹妹一起在广州打工。他初中毕业后留在老家学过厨师，后来嫌厨师工作累、工资低，2005年春节之后就和妹妹跟着同乡到了广州。刚去的时候，和同乡在一个厂，半年后他就自己跳槽去了附近别的厂。他说：“广州海珠区那边的小厂很多，跟厂里关系相处不好，干得不开心就换一个。”他觉得在小厂里比较自由，可以睡懒觉晚点上班，有时候不想上班了就到外面去逛一天街，不用请假也不会有人说你。”“因为厂里总是招不满人，能多一个人帮忙干事老板求之不得，不会赶人走。”他“喜欢到新环境里做事”，准备最近到广州再换一个厂。比较之下，和他同时进厂的妹妹则稳定一些，没有频繁换老板。
子平的父母都是1960年代后出生的人，家里有十几亩田地，无论是播种、撒秧苗还是收割稻谷小麦，都是花钱请人来做。现在在农村，请人干农活很方便，所以十几亩地老两口完全可以应付得过来。
雨晨，1996年出生，今年15岁。2010年春节之后，他没有继续上学，而是和同学一起到北京打工，他说：“身边的同学都不读书了，所以我也不想读了。”在爸妈的眼里，雨晨的成绩不是很好，但这么早就出来打工还是有点担心，雨晨坚持要出来，他们只好同意。春节之后雨晨被亲戚带到北京的一个私人作坊，作坊里只有6个和他一般大小的工人，当年，他只是个学徒。
雨晨说：“每天从中午12点到第二天凌晨4点干活，每个月有一天的假期，假期时，他就和打工的几个人到网吧里玩《魔域》游戏。”2011年春节，老板发了5000元的工钱，这是他一年的全部所得，他比较满意，把钱全部都交给了妈妈。他觉得还是“打工自由，可以挣钱，可以玩游戏。”年后，他准备和其他几位同乡一起包车到北京，继续过去的打工生活。
无拘无束的打工生活显然得到了年轻打工仔的青睐，可没有任何保障也让他们的家长担心；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新生代打工仔不少见，他们大多不主张权利，也鲜有人去关注他们的生存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