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不会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他们或留家乡，或另觅他处。这个看似只关乎个人选择的决定，却引发全国性用工紧缺。
与往年一样，在被冠以全国最大农民工输出地之名的安徽阜阳市，元宵节后的农民工大军外出数量依然惊人，上海铁路局阜阳站民工客流持续增长，自2月19日起，已连续3天发送人数突破9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不过,这却依然难改广东等农民工输入大省企业招工难局面。
从“民工潮”到“民工荒”，民工用工话题一直以来都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因为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不仅使中国上亿人脱离贫困，也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世界工厂这一称呼本身便已透露出，中国拥有今天经济实力的奥秘：由数亿劳动力大军凝聚在一起的强大生产力。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几十年内，“人口红利”一直伴随左右，而随着老龄化、出生率降低等不可逆转因素的影响，“人口红利”这块蛋糕看似变得越来越小。
春节后的常规节目：“民工荒”
相当一部分企业主对于春节过后的“民工荒”早有心理准备，因为从2004年开始，“民工荒”便已成为春节后的一项常规节目，其中只有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的2009年除外。然而，眼下民工输出地政府的“截留”、输入地各家企业的“抢人”、农民工薪酬的大幅提升情况却仍让他们措手不及。这也令各家企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充裕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导致“民工荒”出现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计划生育政策在将我国人口数量控制在合理水平的同时，也使劳动力供给速度呈逐年放缓态势。而我国人口发展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特点，将使劳动力供给全面向低增长过渡。
其次，农业向工业转移劳动力数量也将下降。“三农”问题近年来受到国家的高度关注，而惠农政策更是鼓励农民留在农村，又由于近年来随着农副产品价格的上涨，务农收入也有较大幅度提高，这也进一步影响向外输送农民工的数量，而这一群体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廉价劳动力构成的主力。
第三，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为中西部地区创造了许多工作机会，借助地缘优势，许多在沿海工厂工作的中西部农民工逐渐“回流”。
最后，“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将生活的质量、未来的发展与工资的待遇放在同一位置，甚至更看重前两者，因此呈现出与父辈们截然不同的选择。
从“民工荒”到“用工荒”
“民工荒”并不能完全概括本轮劳动力供给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一些专家认为“用工荒”一词才更为确切。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家更加注重产业结构转型，过度依赖出口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受到冷落，而受国外市场大幅萎缩的影响，利润十分有限的加工企业也在谋求自身转型。具有一定技术含量、自主创新型企业成为政府主导的方向以及企业转型的目标。在此基础上，简单重复式的劳动遭到淘汰，具有一定技能、一定工作经验的熟练工成为市场所需。
而随着中西部经济近两年的崛起，对具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需求量大增，熟练工变得更为紧俏。“用工荒”特别是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可用工荒，成为此轮“民工荒”的主要特点。
新生代农民工“自我意识”的增强，也使得“民工荒”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如今，更多从农村出来的劳动者更愿意别人称他们为蓝领工人而不是农民工。他们也不愿意继续选择没有任何发展前景的重复性劳动。这也导致部分行业的结构性“用工荒”向全社会的普遍性“民工荒”蔓延。
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供给与用工需求存在较大偏差是造成“民工荒”的主要原因。一些用工企业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仅仅通过提高工人工资的举措，采用简单的物质手段招揽工人，然而这些并不能完全满足现代农民工的真正所需。
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
从去年以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山西、山东等地陆续调整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幅度都在10%以上，一些省份超过20%。用工企业更是带头提高工资，加之今年出现的“民工荒”，企业工资的提高幅度已超过以往水平。
部分学者便因此判断，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判断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依据是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枯竭，学者们表示，正是由于劳动力供给不足，才导致工资出现大幅上涨。因此工资大幅提高、企业招工难情况均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证据。
其实未必。因为尽管年轻人口的数量下降了，但是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有很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有更多农民转为城市市民;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业所需劳动力将呈现大幅下降;延迟退休年龄也会增加劳动力供给。因此，刘易斯拐点已出现的观点并不成立。
今年春运期间，农民工返城高峰并未减弱，依然有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乡村返回到工厂和建筑工地。“人口红利”的盘子虽然在缩小但并未消失。只是由于用工结构、用工选择的变化引起用工布局不合理，进而带来暂时性用工短缺。
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将最终放弃“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增长，因此企业必须主动进行产业升级，逐步放弃低端产业。
<作者>=杨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