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GDP 毫无悬念地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50年前中国提出“超英赶美”的目标时，曾被国际上认为是“天方夜谭”。
值得关注的是，从政府到民间，面对这样的成绩却似乎“无动于衷”，世界第二的位置，不仅不值得炫耀、自夸，甚至被普遍认为 “意义不大”。
尽管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与全球第一的美国仍相差甚远。据统计，中国和日本GDP总量相加，远低于美国的2010年14.66万亿美元。
世界银行 2009年的数据显示，全球21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人均GDP排名在124位。此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按人均计算，中国仍然是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之一。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中国的人均GDP为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105位左右”。
事实上，除了人均指标在世界排名靠后，中国在医疗、教育以及环境等较多领域仍比较落后。以医疗为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等综合性评估排名，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排第4位。
日本经济财政相与谢野馨就“2010年日本名义GDP被中国赶超”回应称：“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毫无疑问，在下一个五年，中国经济发展有了新目标，衡量发展成果的指标也应顺时而变。
GDP高速
最近10年，中国 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大跨步前进。
2005年底，中国GDP 增加16.8%，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GDP增速为13%，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仅仅3年之后，中国GDP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30余年间增长了20余倍，平均增速接近10%，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
从多省区市的情况看，GDP超万亿(人民币)的省份迅速增加，有些省份“富可敌国”，甚至赶超当年的“亚洲四小龙”。
在2009年14个省(市、区)GDP总量超万亿元后，2010年“万亿俱乐部”新增加3名成员，达到17个。其中，东部的广东、山东已经超过4万亿，中西部地区增长也十分强劲：内蒙古、黑龙江和陕西迈入“万亿俱乐部”，辽宁和四川超过上海跃居第七位和第八位。
在全国各地正在制定和实施的“十二五”规划中，尽管为“规划”定调的中共中央有关建议明显淡化了GDP指标，但多个省市仍然抛出了雄心勃勃的GDP增长计划。
重庆市确定未来五年GDP年均增长目标为12.5%，在2010年基础上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8000美元。
安徽省力争到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GDP破2万亿元，主要指标增速位居中部前列。
广西也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的目标，力争“十二五”期末实现翻一番。
黑龙江省规划：到201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比2010年翻一番，使“十二五”成为该省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时期。
其他如福建、贵州等省区也提出GDP总量实现翻一番，甚至连地处较为偏远的西藏亦确定年均增长要达到12%以上。
地级、县级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毫不逊色”。如昆明提出的“十二五”目标是：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以上；珠海提出的是：“十二五”期间GDP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超过两万美元。
“失衡”的增长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财政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但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长速度却不能与之匹配。公开数据显示，1978-2007年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5.65%下降到11.15%；全国劳动者报酬 占GDP的比重从62.34%下降到42.60%。
与此同时，1978-2007年间的GDP年均增长速度是9.8%，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是7%，居民消费支出 年均增长8.8%。居民收入增速不仅低于GDP增速，还低于消费支出增速。
正是由于这个比重的不断下降，才导致了我国经济的失衡状态，即当下的GDP比重中，国内居民消费不到35%，而投资与净出口却占了65%，由此形成了典型的投资扩张而内需不足的经济模式 。
相应的，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比例却不断上升。当前我国行政费用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6%，而日本只占3%，欧洲许多国家也不到4%。近20年来，我国每年的GDP增长率不到10%，而税收和行政费用的开支增长速度都在20%～30%。
多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受“唯GDP论”影响，把过多的资源用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既影响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制造了财政饥渴，还迫使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拉高财政收入，从而直接影响居民收入。结果使居民收入赶不上GDP， 更赶不上财政收入迅猛的增长。
数据显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增速超过10%，而财政收入年均在20%左右，远远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程恩富 认为，在科学发展的前提下，改善民生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衡量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实力，不只是看GDP指标，首先应看民众收入多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高低，以及“幸福感”的高低，这体现了GDP的含金量。否则，单纯的GDP增长是毫无意义的，此种GDP对公众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
“当前，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资源、环境、体制、科技等方方面面‘瓶颈’因素的制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吕本富 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先后采取了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实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内需 拉动居民消费、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等措施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等措施，但短期内不可能有明显效果。”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依然是比较粗放的，靠拼资源、大量消耗土地、搞人海战术获得快速发展的，经济发展依然面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局面。”吕本富强调。
中国需要“人性化的GDP”
2010年9月1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致辞中，提到了“包容性增长”这个词。
有关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包含“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等深意的新概念，这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在“调整、酝酿新的发展战略”的重要信号。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包容性增长”的核心内容包括公平正义 体现核心价值、调节个税缩小贫富差距、形成成熟的公共生活领域，实现“共同治理”、扩大内需重在引导居民消费等几大方面。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五大目标，其中居民收入较快增加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居民收入分配改革，以及居民收入预期指标的设计，在“十二五”规划中肯定有具体明确的指标，特别是要根据建议提出的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要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步这一重要原则，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制定具体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