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审议“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这无疑是今年两会的最大看点。随着两会的临近，关于中国经济下一个五年的讨论也日益热烈。
2月1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的主题便是：为“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几个重大问题。
“十一五”时期，大规模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已经公布的各省市“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多个省市的投资计划都呈现上升之势。比如，陕西省今年将安排固定资产投资1.06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25%；四川省预计今后5年对固定资产投资将超过8万亿元，比“十一五”期间的4.4万亿元增长了81%。
不断加大、加快投资的同时，有关投资是真正刺激了消费还是造成了产能过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十二五”的投资计划“还需要做一个全面的审查”才能达到稳定宏观经济的目的。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据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对2011年27个省市经济发展目标的统计显示：10%以下的只有4个地方，12%以上14个地方，13%以上3个地方。追求增速而不是转变仍是各地的重点。“转变，总得增长稍微慢点。”张曙光说。
“十二五”投资计划是否合理？进入老龄化社会后将如何发展？如何解决城镇化率低于工业化率 ？诸多问题的讨论背后，是对“十二五”更大的期待。
“‘十二五’规划，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有两点：一个是主线的规定非常正确，就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另外一个是动力，就是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改革。这两个是最精华的、非常正确的。根据过去的经验，制定一个好的规划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怎么执行好更重要。”吴敬琏说。
嘉宾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哈继铭 高盛香港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
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王晓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蔡昉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樊纲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任志强 华远地产董事长
投资计划需要调整
吴敬琏：“十二五”投资计划需要调整，一方面铁路的3.5万亿投资非常大，是否可以收回成本？另一方面是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现在各地都在搞LED，如果这些在建的LED都建成投产，市场在什么地方？产能是不是过剩？另外，电动汽车、太阳能、风能等也面临相同的问题，要重新做一个审核。各地正在兴起的按照七大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势头比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的“洋跃进”还要猛，这会影响整个“十二五”宏观经济稳定。
“十二五”期间，国家投资主要在“铁路、公路、机场”，其他战略新兴产业都是地方政府在投资。我认为地方政府不要在营利行业里投资，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它提供的是公共产品 ，是公益性的产品，这种竞争性的行业，政府应该退出，市场经济不允许政府去与民争利。
王建：许多地方政府都在追求高增长，很多人把投资推动高增长作为一种不可避免的模式。“不要管国外怎么讲，我们都坚持高投资”。“十二五”要由投资带动增长，这种观点目前很有市场，很多人支持这种观点，但我觉得这非常危险。好像是过剩问题在中国不存在。比如汽车产量2015年预计达到4000万台，未来5年要增加2000万台，有没有市场？我觉得这些问题真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王晓鲁：投资快速增长会带来产能迅速增长，产能迅速增长的同时，如果消费没有相应增长，会不断产生过剩。产能过剩 的问题越突出，就越感觉到需要拉内需，拉内需上不来，就需要拉动下一个产能过剩，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用行政手段压缩落后产能，小的企业被淘汰了，其中很多是民营的，大企业保留下来了，不是国企就是外资，由此又带来体制和结构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未富先老”怎么办？
蔡昉：“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将是中国的人口变化，我们叫它“未富先老”。我们人口的老龄化比例在2000年的时候是6.8%，65岁以上的老人比重和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但是去年我们的老龄化比例是8.3%，显著赶超了世界平均水平7.5%。我们没有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关键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缺口。
“先老”意味着劳动力贵了，资本相对便宜了，意味着我们丧失了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的比较优势。“十二五”期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数量、劳动年龄人口转型数量不足以补偿城市需求，与之相应的是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加速上涨，无论是一般的行业，还是单独农民工工资、农业的雇工工资都会涨得很快。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趋同也许是好事，但会导致农民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下降，很可能在一定时间内发生不读书或者辍学的现象。
再加上“未富”，我们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能在资本密集型产业 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因此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比较优势真空”。而比我们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等国，还有若干年人口红利 可以收获。
哈继铭：人口红利消失之后，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发达之后，社会保障才能有更充分的发展，个人的养老保险才能有更大发展。另外，我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既不能光为富人造房子，也不能光为穷人造，而要考虑为老人造。中国有必要建立一条龙养老服务，包括建筑物本身，还有医疗、保健服务、文化娱乐等等，这方面我们还很缺乏。30年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全球最好的酒店是谁，后来我们引进了希尔顿、喜来登等，但全球最好的养老服务机构是谁，很少人知道。
关键是让农民在城里待下去
樊纲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工业化进程的根本核心是劳动力转移。我们至少有30%～35%的劳动力是农民劳动力，他们的收入尽管在增长，但也只是农民工的一半。这种情况下，按说不会出现民工荒 和工资上涨，但事实是我们出现了劳动工资上涨，特别是低熟练工的价格上涨。
这个悖论反映出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城市化率大大低于工业化率 。工业化率在前，我们的劳动力进城了，老人孩子则在农村。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失地农民进城，没有工作也待着，形成贫民窟，长期失业率居高不下，但在劳动力供给上，四五十岁的人仍然是城市劳动供给组成部分。而我们的情况是，农民工家里有地，加上户籍制度成为制度障碍，使农民不能长期在城里留下，20多岁的女工回去生孩子，40岁左右的男工则竞争力下降，导致城里没有老打工者，没有熟练工，半大孩子在街上跑，我们转移的农民过早退出城市劳动力。
怎样让农民在城里待下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现在应该抓紧做的事情。做好这件事，也许能够缓解部分民工荒和工资成本上升问题。在我们没有高能力、高质量禀赋的时候，比较长时间保持低能力禀赋，有一个长期竞争力，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非常重要。
任志强：每次说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大家提到了投资、出口和消费转化，我个人觉得，中国未来经济转型只有一个就是城镇化。如果我们90%以上的人自给自足，消费怎么增长？目前中国是60个人种粮食，40个人吃粮食，消费当然上不去，经济转型可能转不了。记者 张璐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