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近日一些媒体以此为题突出报道了据称是中国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的观点，一时颇为引人瞩目。然而，通观报道全文，易纲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多种手段渐进式治理通胀的“中医疗法”，并非论述“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而且他并不主张靠压出口来减顺差，而是主张主要靠扩进口。
把“源头”这句话当作易纲报告的中心思想突出报道，不过是媒体旨在吸引眼球的手法。这一说法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反响，而且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人士的看法，但我们进一步探究却可发现，至少就近两年而言，贸易顺差不仅谈不上通胀输入的主要源泉，其在输入性通胀中所占份额还在持续下降。
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输入性通胀是常见现象，而通胀又是通过需求溢出、价格机制和流动性机制三种机制输入一国之内的，其中流动性机制又包括贸易型和资本型。
在报告中，易纲分析了贸易顺差生成通胀压力的机制：经常项目或贸易顺差过大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较多的货币推高了通胀，进而物价上涨。他所阐述的这一机制属于流动性机制中的贸易型式，亦即在外部通胀输入的三种机制之中，贸易顺差只能为一种机制中的一种型式负责。
不仅如此，即使就流动性机制造成的通胀压力而言，贸易顺差在其中所占份额也呈下降趋势。流动性机制输入通胀的关键在于外汇储备增量加大了基础货币投放，而在近几年的外汇储备增量中，贸易顺差所占份额总体上是趋向下降的。2006年~2010年，我国贸易顺差依次为1775.08亿美元、2643.40亿美元、2981.26亿美元、1956.89亿美元和1831.04亿美元，外汇储备增量依次为2474.68亿美元、4619.09亿美元、4177.81亿美元、4531.22亿美元和4482亿美元，贸易顺差在外汇储备增量中所占份额依次为72%、57%、71%、43%和41%，总体呈下降趋势。今年1月份贸易顺差64.5亿美元，同比锐减53.5%，国家外汇储备则仍在持续较快增长。
既然贸易顺差对通胀输入的需求溢出和价格机制两种机制不起作用，对流动性机制的贡献份额也达不到一半，并且还在继续下降，判断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输入的主要源泉，这一论点尚需三思。
历史记录也不能充分证实贸易顺差与通胀之间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1990年以来，我国通胀压力最大的时期是1993年~1995年，这3年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依次为14.7%、24.1%、17.1%，而就在我国CPI陡然翻了一番还多(从上年的6.4上升至14.7)、开启高通胀时期的1993年，我国贸易收支从上年的43.55亿美元顺差转为122.15亿美元逆差。1994年、1995年贸易顺差也分别只有53.92亿美元和166.96亿美元。1997年、1998年我国贸易顺差是1996年的3倍多，但1997年CPI下降到1996年的1/3，1998年和1999年更陷入了通货紧缩。2009年我国贸易顺差为1956.89亿美元，比2010年的1831.04亿美元高125亿美元以上，但当年我国CPI为-0.7，出现了一定的通货紧缩。
进一步分析减顺差的途径，我们还可以看到，依靠扩进口减顺差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增强通胀输入国内的价格机制。我国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初级产品进口大国，面对价格暴涨的海外资源，国内资源生产受到了刺激;而国内矿产产量增长，又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进口矿产价格上涨。如果我们输入更多的高价海外资源而减少国内资源生产，至少就中短期而言，其效果之一是加大资源价格上涨压力。
我们的经济目标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寻求治理通货膨胀和贸易差额这样的复杂问题时需要瞻前顾后，全面考虑。易纲所表述的多种手段渐进式治理通胀的“中医疗法”是正确的。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其中主要是贸易顺差)水平确实过高，不仅给国内经济造成了一系列副作用，而且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一极。巨额经常项目顺差是不可长期持续也不应长期持续的，调整贸易顺差势在必行。然而，我们应当努力追求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中长期目标，并不等于我们把它当作必须追求的短期目标，也不意味着短期内有可能实现这项目标，因为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是多元的，而贸易平衡的努力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提升产业结构目标之间短期内存在一定冲突。
作者：梅新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