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的疑问
很多学经济学的学生大概都还记得，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他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因为曼昆的大名，这段话广为人知，经济学家梁小民正是它的译者，也是最早把曼昆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在他看来，GDP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正式使用GDP，是理论界的一大进步，“因为马克思是反对把服务业算入经济总量的”。梁小民坚持认为，对GDP的追逐带给中国的贡献不可抹杀，当前所谓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唯GDP”中的这个“唯”字去掉而已，“GDP是基础，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GDP也是一座桥，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桥那边通往哪里。”
这样的反省也已经在官方话语中出现，在官方热推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概念之下，更多官员开始敢于公开批评GDP的局限性。2010年4月，许宪春以官方身份在《求是》上撰文名为《GDP：作用与局限》，文中称“仅凭GDP这一指标来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理由列举了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等等。文章一出，即刻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经济转向的各种揣测，但许宪春迅速通过官方媒体做出了回应，称媒体曲解了他的本意，他再次引用了萨缪尔森将GDP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话语，又强调“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更科学的指标能够取代它”。
隔着时空，许宪春也许是曼昆的追随者。在上述那段肯尼迪话语的后面，曼昆做出了自己同样精彩的回答：“GDP没有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孩子更加好的医疗保健。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没有衡量我们的诗歌之美，但GDP高的国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阅读和欣赏诗歌。”
梁小民也同意这一观点：“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却是万万不能的”。
谁能取代GDP
回溯几年前，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加入环境因素的绿色GDP概念曾红极一时，却迟迟未能进入操作层面，几乎已被确定“胎死腹中”。早在2006年，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提出，中国应当实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GDP核算方式，将发展中涉及的自然和社会成本都考虑进去，比如应当扣除安全生产事故、突发事件以及司法腐败带来的各项损失。
谁能取代GDP，这一直是经济学界的老话题。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纯经济福利”的概念，即在GDP中减去污染、环境破坏这些对社会福利有负面作用的项目，再加上家务劳动、闲暇价值这些有福利贡献却没有计入GDP的项目。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在操作上根本不可能实现。
同样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直关注福利经济学的阿玛蒂亚·森认为，目前不大可能发明一种全新指标取代GDP，他认为只可能以GDP为关键性指标，再将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因素加入其中，建立综合指标库。
事实上，联合国早已开始这样的尝试，1990年，联合国在《人文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是一个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组成的综合指标，阿玛蒂亚·森正是HDI编制者之一。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联合国发布第二十个报告，中国在169个国家的HDI排名中仅名列第89位，这一年的报告首席撰稿人库鲁格曼在提及中国的时候说：“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一定能自动带来医疗和教育的改善”。
作为当前世界几乎唯一一个抛弃了GDP模式的国家，不丹在1970年就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NH)”，这个小国甚至有一个“不丹全民幸福快乐委员会”，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是将“幸福社会”的模式分成4个支柱、9个区域和72项指标，每隔两年会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查重新做一次评估。
以不丹反观中国，当“幸福”成为今年地方两会的热词，已经有委员大胆提出应以“幸福指数”取代GDP之时，它的热度会持续至刚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之上吗？甚至，更为大胆的揣测是，有一天我们也会拥有自己的“幸福部”或者“幸福委员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