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专家：“我们已经从‘刘易斯拐点’往外走了”
“刘易斯拐点”后人口红利不会很快消失
经济参考报：今年的“用工荒”表现得十分突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走进了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的“刘易斯拐点”？
党国英：我觉得不是“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的问题，而是我们已经开始由拐点往外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进入城市而工资水平不发生变化，是“刘易斯拐点”之前的情形。“用工荒”的出现及薪酬的上升，表明这个局面正在被打破，令人欣喜；当然，走出来需要一个过程，不是几年就可以完成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工短缺从来不是绝对的。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劳动的供应对工资变化的反应将富有弹性；只要工资水平变化到一定程度，劳动的供应和需求就会大体平衡。因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工资水平获得提升，他们定居城市就多了一份希望。事实上，从我们了解看，以往进城的农民工大约有20%左右收入高的部分，已经在各类城市购买或租用了套房，开始过上和城市居民接近的生活。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将有更多的农民工有条件在城市安身立命。工资水平的上升还将促使企业采用新设备部分地替代工人，以减少工资成本。这将推动我国经济深化分工，提升综合生产率，带来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
经济参考报：走出“刘易斯拐点”，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已耗尽了？人口红利还能撑多久？
党国英：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不过，即使从“刘易斯拐点”走出来后，也不意味着我国从此就没有人口红利了，从亚洲主要国家的经验来看，人口红利并不会在遭遇“刘易斯拐点”后很快就消失。比如，日本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出现“刘易斯拐点”，而“人口红利”却于80年代末左右消失，晚于拐点出现近20年；韩国的“刘易斯拐点”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至今仍在享受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好处。
另外，虽然近来我国农民工工资水平有了大幅度增长，但是与国际水平相比，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我国依然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这个优势。我认为，一直到2030年，我们的人口红利都还是存在的，当然肯定是逐渐递减的。
“用工荒”以猛烈的姿态出现绝对是好事情
经济参考报：“用工荒”折射出很多问题，比如权利保障，比如城市发展，这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具有什么意义？
党国英：可以说，“用工荒”揭幕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时代。长期以来，我国实现城乡一体化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农民进城住不下来。现在有些地方的户籍改革解决了本地农民进城落户的问题，比如重庆、成都等，但跨省区农民工在城市定居问题一般没有解决。所以，有些学者讲我们现在的城市化是“伪城市化”，将外部的二元结构转化成城里的内部二元结构。这种城市化要靠政府大规模盖廉租房，靠二次国民收入分配来解决这个问题，成本很大。
但现在在市场的调节下，“用工荒”以这样一种猛烈的姿态出现，我个人也觉得很惊讶，但绝对是好事情。刚才我们也说过了，中国经济正在努力从“刘易斯拐点”向外走。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经济能否走到这一步，人们信心不足。现在，农民工的收入增加了，未来一系列的权利会得到保障，如果住房成本再下降，那么他们真的就可能住下来，从社会结构上讲，这是个最关键的问题。实际上，这一步能不能跨越，决定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能不能打破。如今，这个局面不期而遇，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新的时代。
未来或现“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
经济参考报：上面谈到的都是“用工荒”作为一个转型契机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但它在某些方面会不会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呢？
党国英：至于消极方面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是从现在开始，意味着我们经济结构变化会比较大，需要劳动者具备适应这种结构变化所需求的劳动技能。这个技能往往不平衡，简单地说就是供应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匹配，这种不匹配会引起摩擦，一方面可能有需求的岗位招不到工人，一方面劳动力又相对过剩了，失业与缺口并存，“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这对经济来讲是个耗费，对社会而言也是不安定因素。另外，短缺人口的企业会抬高工资，而过剩的行业工资水平却上不去，这可能会造成行业间收入差异增大。简单来说，会引起一些摩擦，这种摩擦需要社会的承载力。
经济参考报：是否需要相关政策作出相应调整？
党国英：说实话政府近年来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的关键是业已形成的既定框架要落实，要进一步细化，要加强全国统一性，比如医保问题，要搞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把新农合和城镇医保统一起来。这一系列的事情，给我们政府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以后考虑问题必须城乡一体全局考虑，再不能农村一块，城市一块，对政策的水平要求更高了。
当然，我们的政策在未来还应该关注调整劳资关系，加强劳动保护方面。应要求各级地方政府通过放宽户籍登记、降低房价等措施吸引劳动力留在本地工作，坚决反对以行政措施阻碍本地劳动力外出。 记者 陈圣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