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多星期协商，28岁的农民工刘全凤终于向公司争取到了3个月的产假，“有基本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很满意。”刘全凤说，“这下可以过一个愉快的‘三八节’了。”
记者在贵州的劳动保障、工会、美容美发等部门和行业调查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诉求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不仅要求有合理的劳动报酬，还要求公司购买养老、医疗工伤等保险，一些女性农民工还要求享有休产假等权利。这些变化，也对用工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尽力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诉求，才能解决“用工荒”和促进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
农民工刘全凤：争取属于我的权利
刘全凤家在贵阳市郊区的农村，初中毕业后到外面打工，先后去过广州、浙江等地，目前在贵阳市一家连锁美容院工作。前些天，怀孕5个月的她一直忙着向单位申请产假。
“听朋友说，只要签了劳动合同，我就有休产假的权利。”在美容院已经干了6年的刘全凤拿着一份劳动合同说。
然而，刘全凤的主管却告诉她，公司还没有休产假的先例，“连公司的区域经理都没有这个待遇”。
尽管如此，刘全风的维权态度十分坚决：“如果协商不成，我就去劳动局投诉，去法院上诉，这是法律给我的权利。”
和刘全凤一样，27岁的农民工罗秦碧也在争取一项权利，已经工作一年的她要求公司给其缴纳社会保险，“否则我就辞职，另找一家能交保险的公司上班！”
记者采访发现，像包括刘全凤所在的美容美发、餐饮、服装等在内的服务行业中，年轻的农民工较多，人员流动性也非常大，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不规范、社会保险缴纳困难、以及女职工难以休产假等问题。
贵阳最大的美容美发连锁企业“红发廊”董事长黄宜东介绍说，红发廊各连锁店900多员工中，99%是农民工，其中90%以上属于新生代农民工，女性员工占3／5。
“服务行业的流动性太大，只要签合同的，我们都会买保险。”黄宜东坦言，“但要求休产假的女员工很少，基本一怀孕就辞职了。”
“以前，有的姐妹怀孕后就自动离职了，”刘全凤说，“我不想走姐妹们的老路，我要争取属于我的权利。”
而在贵阳某连锁服装店打工2年多的四川籍农民工赵雪梅，今年2月通过向劳动保障部门投诉，争取到了公司在其病假、产假期间未支付工资及购买保险等待遇。
“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更多了”
“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诉求比以往增加了许多，特别是年龄稍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会更多地考虑将来的生育、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贵州省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主任黄红星说。
农民工罗秦碧告诉记者，她以前打工的时候很少考虑养老保险的事情，自嫁给有贵阳市户口的丈夫，生了孩子之后，她开始更多地考虑将来的养老保障。“在城市里生活，我必须为将来考虑了。”罗秦碧说。
贵阳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副支队长谈姣告诉记者，由于国家加大了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治理力度，近两年，农民工讨薪方面的诉求比例呈减少趋势，而与此同时，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劳动权益，如规范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改善工作环境，享有法律规定的福利等。
“原来农民工的诉求大多是单一的，现在他们的诉求多样化了，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在不断加强。”谈姣说，“不少农民工会主动寻求相关部门帮助维权，一些新生代农民工还注意搜集维权证据，有时还会录音。”
保障农民工权益是解决“用工荒”的关键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稳定感和归属感的缺失，是当前存在“用工荒”“用工难”的一个重要因素。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附中校长郭子仪认为：“当务之急是全面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建立长效机制帮助农民工解决好就业、劳动保险、子女就读等系列问题，使农民工在异地他乡有稳定感，在企业打工有归属感。”
刘全凤所在的美容院，姐妹们来来去去已成常态。“现在店里的提成比例也提高了，干得好每个月能拿到两三千元，加上有保险产假等，我肯定愿意一直干下去。”刘全凤说。
技术骨干在红发廊美发连锁店不仅提拔快，收入高，还能享有一定股份。这种共享和共荣的机制，吸引和稳定了大批的新生代农民工技术骨干，使红发廊近年在贵阳异军突起，成为行业的佼佼者。
“部分劳动人员流动性大的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存在不规范、随意性等问题，从而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也导致了各类劳动侵权案件的增加。”长期与农民工打交道的谈姣认为，目前农民工的诉求已经发生了新变化，用工企业对此应有清醒认识，要尽量避免和减少劳动纠纷，积极构建良好和谐的用工关系。
农民工自身的保障和维权意识也需要加强。黄红星建议，各地应加强对农民工就业前后应知应会维权知识的培训，增强农民工的风险意识和保障意识。在人员流动性大的行业里务工的农民工，特别是季节工，在离开原单位时，一定要记得自己的保险账号，并妥善接续。
“部门间联动还有待加强，在保障农民工权益方面，需要劳动、公安、工商等的大力配合，实现信息共享。”谈姣建议。(记者石新荣、闫起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