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工难”绝非2011年才有的现象，但与往年有所不同的是，今年的“招工难”不仅出现在沿海发达地区，也在四川、河南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初见端倪。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近日透露，今后五年城镇劳动力供求缺口每年将达到1300多万，比“十一五”期间压力更大。也就是说，“难就业”同时存在。
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记者剖析了造成两难困局的四大因素。
地域差距缩小，西部用工大增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副市长刘家强告诉记者，结合四川的情况来看，沿海用工短缺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工资差距逐步缩小；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条件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开始与东部展开争抢农民工的激烈竞争。
去年四川引进了仁宝等项目，今年仅成都市的几个重大项目用工量就在40万人左右。目前的情况是，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服务机构不再单一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到沿海去打工，而是积极争取农民工“就业不离乡”。
同时，农村可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持续减少。刘家强介绍，2009年四川农村富余劳动力约为1580万人，而当年四川省输出劳动力为1209万人，因此全省农村富余劳动力实际可转移的数量仅为370多万人。
这位委员分析，随着可供向省外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持续减少，省内就业空间不断扩大，工资待遇不断提高，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向省内回流必然成为一个趋势。
培训不足，结构性矛盾凸显
“有技能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刘家强说，“根据对全省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情况监测信息，在用人单位招不到工的同时，又存在无技术等级或职称的求职人员严重过剩的问题。”
远在东北的哈尔滨也有类似的情况，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正大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姜鸿斌介绍，哈尔滨市场缺少的是专业的车、钳、水、电、焊等各类技术人才，这个市场需求很大，而且断档了相当长的时间。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人民政府经济顾问赵湘平认为，这源于我们对劳动力培训不足。“过去我国的产业层次较低，对工人技能要求不高。”赵湘平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工作都需要劳动者具备越来越高的技能。当保姆也需要学会使用各种各样的电器。因此要有计划地对劳动力进行培训。”
这位代表说，目前的“招工难”是缺“普工”和“技工”。他建议，让考不上大学的城市、农村学生都接受专业、系统的技术培训，一方面解决“招技工难”的问题，一方面提高全民族职业技能素质。
产业须升级，低端难维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出口导向型的东部企业，与中西部企业并无质的区别，同属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其利润微薄，工资增长缓慢。
“农民工供给短缺，工资应有较大增长才是，但农民工的工资相对于城镇职工来说，还是属于缓慢增长。”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说，“出口导向型企业处于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没有很大弹性为工人加工资。这些产业要么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要么向更高端的产业升级，这是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赵林中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低端的产业自然难以立足，因为其微薄的利润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生产玩具、电子元件等企业的流水线上，工人最多做10年，之后因为视力下降，工人就难以胜任高强度的工作了。
“那10年之后这些人去哪里就业？”赵林中说，“发展应该是可持续的，不可持续的注定要被淘汰。”赵湘平认为，这就需要产业升级换代，否则两难困局难以突破。
保障缺失，城市化不足
赵湘平认为，“招工难”现象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城市化不足，就业工作、就业政策没有完全覆盖到广大农民工群体。
“农民工没有享受到一套系统的就业扶持政策，比如社会保险政策。”这位代表说，现在的农民工接近70%都是“80后”“90后”，很多没有种过田，也不愿意回家种田。他们想要留在城里，有职业发展前途。
对此，姜鸿斌也表示赞同。“我亲眼见过一个农民工职员，进城10多年了，有住所、有工作，但孩子教育、家庭户籍、医疗保障等方面都无法与同样的城市职工同步，最终还是没能摘掉‘农民工’的帽子。” 姜鸿斌说。
“要解决‘招工难’‘难就业’困局，政府、社会、企业就要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是想成为市民，就要做好吸纳这部分人进城的准备，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各种各样的政策和待遇，包括就业和社保的优惠等等。” 赵湘平说。
(记者徐博、刘羊旸、邹大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