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程参与项目执行的陈红涛说，确定受助对象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基础的一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合同约定的差错率能否实现，“搞不好会吃力不讨好，发钱还让农户不满意”。
他说：“我们曾在一个村做过调查。我们问一个村干部：‘捐款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如果有3个人分不到钱，你该怎么办？’他的答复是：‘我自己不要，再动员几个老党员不要，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又问：‘如果村里只有一半农户能得到捐款，该分给哪些人？’村干部犹豫了一阵子说：‘这笔钱我宁愿不要了，会得罪人。’光一个村就已经如此复杂了，我们的钱需要分给5个省份的9万多户，难度可想而知。”
钱发给谁？基金会绞尽了脑汁。陈红涛说，项目最后能成功，主要是有体制保障及整合了各种资源。基金会首先圈定了17个项目县，项目县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受灾贫困村获捐资格的优先排序，锁定受助村。
村子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排除“人”，要把“有钱人”排除在资助范围外。规定极细，工作量也极大。“凡是在村里当官的，开小卖部的，家里有孩子出国读书的，一律排除在外。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名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再经民主讨论决定，而后进行公示，向村民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和举报。最后组织志愿者前往项目村，对受助农户信息进行复核。多亏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的入户核查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一共接到100多宗投诉，最后淘汰了约2%的农户。”陈红涛说。
工作过程中，基层干部有些郁闷。例如，个别乡镇、村组干部的亲属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他们对项目不理解，甚至反感厌倦；觉得复杂的条件是对他们的不信任。
庞大的工作量也让一些基层干部叫苦不迭。仅以《受助农户汇总表》为例，每户信息11项，受助人数1000人的乡镇需要录入11000条数据，还不能有错误。
一般情况下，一个乡的受助农户信息，需要一名扶贫专干花2~3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录入。项目规模最大的贵州省望谟县石屯镇，更是需要录入4700户的51000多条数据，信息录入工作人员却只是扶贫专干一人，工作量惊人。
以上工作都做完了，剩下就是怎么发钱的问题了。曾出现过的捐款被“截流”或“缩水”的教训，让基金会多长了个心眼。为了确保2000元“救命钱”不在发放过程中被截流，基金会决定：直接将钱打入农户的个人账户，去除任何中间环节。为此，他们给受助农户统一办理了接收资助款的专用存折。由志愿者复核农户信息时确认存折在农户手中，还要求受助农户签字确认资金已到账。
超低管理费：
带干粮爬山路只为省钱
一方面要“和时间赛跑”，同时还要保证不出错，不浪费钱。有人笑称，曹德旺这个要求是“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曹德旺“有言在先”，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果差错率超过1%，曹德旺将索赔30倍。而曹德旺给出的管理费用只有“抠门”的3%、600万元。怎么办？基金会只能千方百计地精打细算。
陈红涛动情地说，面对巨大的压力，基金会分别与各项目省、项目县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了严格的问责条款。各省、市扶贫办动用数以千计的乡村干部参与项目的执行工作，如此一来，捐赠人、公益组织、政府部门都绑在了一块。
为了降低运作成本，扶贫基金会在西南6所大学里面挑选了500多名志愿者，两人一个小组，入村核查，确定受益人名单。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大学生志愿者们在大山里徒步、搭摩托，甚至骑马，每个小组一天至少要完成20户的核查工作。
据统计，为了曹德旺这个捐款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了50余名员工和20多名助理；加上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20多名社会志愿者和五省区扶贫办的干部，执行人员的总数超过1万人。手头紧，任务量大，基金会和志愿者们吃尽了苦头。
首要的困难是交通条件险恶。各项目县的大多数项目村距乡镇有1个多小时的山路，距村委会最远的自然村需要翻山越岭徒步12个小时才能到达。
二是住宿和饮食条件艰苦。志愿者多半时间住在乡镇的简易招待所里，没有空调、没有淋浴间。而该项目实施时正值炎热的夏季。参与信息复核工作的志愿者更是早出晚归，自带干粮解决午饭。
三是山区安全隐患多。虽然基金会多次强调“宁可爬山也不坐摩托”，但囿于部分项目村过于偏远和工作时间紧，搭手扶拖拉机或摩托都是常有的事。因塌方、山体滑坡、泥石流或大雨造成断路进而被困山中的事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交通意外。
因经费紧张，每个志愿者的包干费用总额才1800元。对于路途较远，工作时间较长(15天以上)的志愿者来说，除去往返路费、保险费，食宿费用就显得非常紧张了，需要省吃俭用。多数志愿者工作期间基本都住乡镇上15元/天的小旅馆，下村就搭班车。
按理说，17个项目县均在边远山区，路况差、道路险，出于安全考虑，项目组应使用越野车出行，但越野车的日租要400~500元，为了压缩费用支出，基金会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大多租用微型面包车。
各省、市扶贫办项目专干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我们给省扶贫办和项目县分别按受助农户数量提供2元/户和5元/户的执行经费支持，这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光打印、复印存折就要‘亏钱’，更别说基层扶贫办开展工作的路费和餐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