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16篇62章、共118页、达6万余字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3月5日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立于历史维度的观察，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引人关注的战略决策之一。我们从此告别GDP崇拜，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
这当然振奋人心。
发展的共识已经形成，然而，从宏伟的蓝图规划到实际的贯彻落实，距离仍显遥远。如何满足决策者政治蓝图之期望，这是当下以及未来相当长时间里引发思考的问题。
GDP崇拜至此画上了句号
“这将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拐点。如果说过去的30多年改革，我们是维持一种规模性扩张这样一种增长方式的话，那么以‘十二五’规划为标志， GDP崇拜至此画上了句号。”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规划纲要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政协主席梁绮萍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分组讨论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振奋，“规划重点突出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强调共同富裕。‘十二五’期间，重点是要调整经济结构，定位于高质量的发展；同时，将着手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普惠到全体人民当中。”?相比“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对经济指标进行了弱化，不仅将经济增长预期指标从年均增长7.5%下调为7%；而且删除了人均GDP增速指标。在地方考核中，还首次提出弱化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评价考核。
“弱化了经济指标的考核，淡化GDP增长的速度，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珠海市市长钟世坚将此解读为：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资源和能源消耗过多等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将成为“十二五”期间的攻坚方向。
考核的指挥棒将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向追求经济发展与改善民生共进转变。
梁绮萍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转变，“不能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去考核一个领导干部的政绩，或者一个领导班子的业绩，而应该从单位能耗、科技含量、社会群众的幸福指数等方面进行综合统筹考虑。”
但立于一个地方执政者的角度，钟世坚坦言，经济考核的压力没了，不等于发展经济的压力也消失了。相反，对经济发展的质量和要求更高了，压力也更大了。“推动结构调整的压力很大。”
钟世坚还担心，一旦经济增长速度降下来，或将带来就业、维稳等方面的难题。毕竟，过去的30年里，我们主要依靠GDP的连续较高速度增长解决了就业、收入、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
“我们现在不讲GDP了，但还是要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否则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福建省省长助理郑松岩对《中国经济周刊》说。“GDP指标并没有那么可恶，它总是一个参考，可以看作我们发展的一个趋势。中央现在要在确保质量、效益的程度上加快发展，在这个前提下，GDP高没什么不好， GDP越高，老百姓得的实惠越多。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搞清楚发展的落脚点在哪儿。”
“增长是手段，民生是目的，增长这个手段还是需要的，但过去我们把增长当成目的，这是错误的。经济杠杆还是要做大，否则哪里来的就业？哪里来的收入增长？财政的税收也在依赖于经济增长。”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说。
民生问题上升至国家战略
这一次，民生问题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
“富民战略、民生战略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大变化。尽管民生问题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但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整个国家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汪玉凯说。
规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并单设一篇，对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
最受关注的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终于在“十二五”规划中得以强调。
规划纲要中明确，居民收入预期指标从年均实际增长5%提高为7%以上， 并且要求高于GDP增长率(7%)的预期目标，实现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规划首次专章讨论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目前各省的最低工资标准不一样，从整个‘十一五’的情况看，是每年平均提高10%。”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李守信在接受央视财经频道《两会芮观察》专访时表示，“十二五”期间要加大这个力度，要下大的决心来提高整个社会弱势群体的最低工资标准。
“最重要的就是保障性住房，以从来没有过的力度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李守信说，如果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这个目标最终能实现，将覆盖20%的家庭，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纲要中，“十二五”的约束性指标由“十一五”的8个增加到12个，主要集中在改善民生和节能减排方面。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十二五”期间的约束性指标考核压力无疑更大。“特别是节能减排的刚性约束越来越严，‘十一五’期间珠海虽然千方百计完成了能耗下降15%的目标任务，但由于珠海单位GDP能耗一直以来维持在较低水平，下降空间有限。”钟世坚直言，要完成上级部门下达的“十二五”节能减排任务，非常艰巨。
钱从哪里来？
然而，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财政的压力不言而喻。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多位不愿具名的地方官员均表示，不能不考虑财政可承受的能力。有人说，负担太重了。
“这涉及到地方财政能力的均衡问题。各个地方因为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财政能力有大小，考虑到基本公共服务这种需求，至少保证各个地方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那么就需要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怎么使转移支付更加科学、合理，更公开透明，这是关键。”刘尚希认为，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要明确，无论一个事情是由几级政府共同来完成，还是一级政府独立完成，支出责任要明确。
“钱从哪儿来，事先一定要有清楚的安排，而不是简单地只提出要求。各个部门发文件，要考虑到综合平衡，一是地方有没有这么多钱，二是随着配套，能跟下去的转移支付有多少。但是现在形成一种倾向，一些部门出于政绩的考虑，目标定得比较高。如果说不跟财政商量，只管发文件，只管提要求，那么这个要求往往都会落空。”
汪玉凯说，如果财政上没有保障的话，那再好的规划都很难实现。“从规划到落实的差距还是会很大的。应该说，上下的这种共识基本上是有了，根本目标是一致的。但每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差别也很大，这就决定了在贯彻大目标的实施过程中会呈现一种比较复杂的局面。”
他举例，整个“十二五”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一个相对温和的增长速度，但地方的增长冲动也许还会非常强烈，如果地方制定的指标都远高于中央的话，速度下不来，经济增长的质量是没有保障的。而一个地方落后产能能不能淘汰，战略性新兴产业能不能培育，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任务能不能完成，收入分配制度能不能深化改革，这些都将直接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发展。
记者 郭芳 张娟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