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货币超发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因素是最终需求不足,推不动这个经济,结果你就需要扩需求保增长,就发货币吗!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了出口导向的政策,由净出口来保持需求,因为你净出口有大量的外汇结余,外汇结余结汇的时候都要换成人民币,我们的货币政策就变得被动,你不超发人民币就会升值很快,你净出口就没有了。
在吴敬琏看来以上所有的困境都指向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长时期以来采取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而这一种模式也造就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社会分配最终取决于生产方式,以投资驱动的生产方式在分配时必将青睐资本,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
吴敬琏:分配的结构是如何决定的呢?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只要投资是推动增的要素,那么在分配结构里资本所有者就占大头。资本所有者是谁呢?首先是国家,然后是国企、然后是大的私企,有钱人和国家储蓄倾向是高的,消费倾向是低的。
按照吴敬琏的理论,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掌握财富的人不消费又导致内需不足,只能超发货币,货币超发,通货膨胀降临,中低收入者消费意愿更低,只能靠投资拉动经济。如此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正是因为如此,吴敬琏对“十二五”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击节叫好,然而在他看来,这个转变并不容易,甚至可以用障碍重重来形容:
吴敬琏:问题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要求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30年左右,正式列入五年计划和五年规划也已经15年了,已经三个五年规划过去了;但是实施的结果并不如人意。问题在哪里呢?看来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经济机制上。
在讨论上一个五年规划的时候,多数经济学家就曾经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障碍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利,并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准;此外,财政税收体系和要素价格的问题也备受批评。
吴敬琏:在政府的主持之下,进行技术升级也好,新兴产业的发展也好,它会造成很严重的投资效率降低。
要真正实现转型,用“十二五”规划所指出的它的根本动力还是在于改革!改革曾经是中国经济列车飞驰30年的重要动力,这种燃料在今天的中国依旧是最有效率的,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去承受改革的阵痛,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让改革为转变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张棉棉 苏玲 季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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