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发展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否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则在于制度创新能否有根本性突破，当前特别是能否在资源类价格体制机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有重大的实质性突破和进展。
经济发展过程必须突破三大陷阱
从经济发展的理论来说，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可以理解为需要经历或者至少突破三个“发展陷阱”：一是所谓“发展的贫困陷阱”，即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人、家庭、群体、区域等主体或单元由于贫困而不断地再生产出贫困，长期处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而不能自拔，正如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及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等所指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和贫困的累积性恶性循环之中，因此“一国穷是因为它穷”。二是“经济增长的人口陷阱”，即任何超过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都会被人口增长所抵消，最终又退回到原来的最低水平，因此，人口陷阱的存在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而要解决人均收入停滞不前的状况，就必须千方百计从陷阱中跳出来。三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即发展经历了中等收入水平和阶段，特别是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出现经济停滞徘徊。
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和发展教训来看，能否突破这三大陷阱，其中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制度和技术创新为发展和经济起飞提供重要的制度条件和技术支撑，有了好的制度和体制、机制设计，就能够保证有足够的动力推动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发展和起飞，甚至跨越式发展，从而摆脱长期贫困和低水平增长状态；发展转型则是通过放弃传统粗放型发展模式，特别是通过产业升级和转移，提高服务业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最终实现经济可持续的增长，进一步提升收入和生活水平。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转型发展，从而突破不同发展阶段的陷阱，进而不断迈向高收入增长的新阶段。
“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提出挑战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的发展至少比较成功地迈过了前面两个“陷阱”：首先是持续30年高速增长提供的物质基础以及政府实施的大规模减贫战略，使得中国比较成功地克服了“发展的贫困陷阱”。中国的发展和减贫战略使得贫困人口迅速下降，从1978年为2.5亿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到1985年时1.25亿，1990年则下降到8500万，到2000年更下降到3200万，目前贫困人口数进一步下降为2375万，中国的经济发展避免了陷入长期贫困和恶性循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明显得到提高和改善。其次，中国依靠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与政府推动和市场机制双重作用下的大规模投资和高增长，使总收入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确保了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大大地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因此也比较成功地避免了发展的“人口陷阱”。
但是，从发展中的第三个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来看，中国能否成功逾越，目前仍然面临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过去近20年中，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6%，按市场汇率计算，人均GDP从1995年的600美元跃升到2010年约4000美元，中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已经出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偏上水平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现象和特征：城乡居民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劳动者报酬偏低、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等特征。问题不仅仅在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现象和特征，关键在于中国经济缺乏新的内生性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在全球经济重新调整，外部需求萎缩，国内需求不足，又面临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压力下，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新一轮的持续的高增长，从而进入更高的收入水平和发展新阶段，进而确保中国经济发展，真正实现民族复兴、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目标。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带有挑战性的重大问题。显然，中国未来发展除了上述提及的分配关系恶化、发展不平衡以及产业升级缓慢等因素制约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如下几方面的因素和制约：一是未来受到全球经济增速放慢、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会放慢，过去的高速度的增长奇迹恐怕难以再现；二是人口供求结构的变化，依靠人口红利维系的制造业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传统制造业的分工格局和产业链体系正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重大挑战；三是建立在要素价格扭曲、资源能源高消耗、环境污染代价等基础上的粗放式工业化道路和模式，面临资源类价格体制机制改革深化以及节能减排等因素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四是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相悖的城乡二元分割状态的浅度城市化和“夹生饭”的城市化模式面临转型，解决城乡一体化发展以及农民工市民化的任务十分紧迫，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模式转型的约束；五是改革和制度创新进入新的阶段，体制机制创新进入深水区，改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压力，以市场化体制改革和制度释放为动力的发展模式同样也面临新的环境和变化。所有这些都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新阶段，正在面临原有增长动力枯竭、新的动力转换的问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从历史经验来看，确实有一些国家在人均收入进入中等水平以后出现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事实。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经历了这个阶段，有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但是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拉美各经济体，却已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东南亚以及东盟国家和地区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从理论和经验来看，进行成功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转型发展是跨越贫困陷阱、人口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等各类发展陷阱的关键。从中国发展的经验来看，正是由于过去改革开放30年来市场化制度创新以及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实施有计划的人口控制政策等，加上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比较有效地克服了发展中的贫困陷阱和人口陷阱。但是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看，未来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核心和关键在于通过解决一系列结构性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和增长源。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实质性的原因就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及其弊端所致。为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必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笔者看来，这个转变至少要在如下几方面加以重点推进：一是从投资驱动增长向创新驱动增长转型，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逐步提升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就要依靠教育创新、人才和人力资本积累等要素，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二是从过度依靠外需拉动转向主要依靠启动内需拉动增长，尤其是提高消费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就要依靠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及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积极采取税收等措施，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三是从过度依靠低端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立国转向逐步依靠发展服务经济、富民强国转变。这就要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加快对于传统制造业的升级与转移，大力发展和培育战略性新型产业，同时要扩大服务业发展规模，提高服务经济发展效率；四是从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转向注重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战略转型，推动浅度城市化走向深度城市化，通过逐步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让城乡居民共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利益。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发展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否彻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则在于制度创新能否有根本性突破，当前特别是能否在资源类价格体制机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有重大的实质性突破和进展。正是这些关键性的制度创新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能否得到根本性转变，进而中国经济发展能否有新的增长动力和源泉，也才决定着中国发展能否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