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玉飞 云南省寻甸县甸沙乡扶贫专干
记者：你们乡一共是多少户？
秦玉飞：一共是1743户
记者：每一户需要你登记信息大概有多少条？
秦玉飞：大概有六条，六条左右，
记者：每户六条，一共是一万多。应该一万多条信息。”
秦玉飞告诉记者，上万条信息经过核查后都要手工录入电脑，那些工作全由他一人完成，没有任何额外的报酬。
秦玉飞：乡政府文件上规定，就是无偿要把这件事做好，这个钱发到老百姓手里面。”
寻甸县扶贫办主任许加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此次分配给寻甸县的善款总额为1455万元，受到资助的农民为7275户，而扶贫基金给他们的工作经费是每户5元，总额是3万6千多元。
许加龙 云南省寻甸县扶贫办主任
记者:一户5块钱的话，能做些什么?
许加龙：就是简单表册费用，应该说我们店沙乡委政府，包括实施项目四个乡镇，包括村委会，我们的费用应该在60万左右。”
尽管全县为发放善款搭进去60万的费用，但许加龙的心里却有着另外一本账。
许加龙：假如说我们真正要为全县老百姓挣到1455万，那么，我们全县的GDP增长两亿五到三亿才能抠到这1455万。一句话，我们虽然出了点钱，但是我们为老百姓真金白银得到了1455万，各级组织还是非常的高兴。
主持人：根据第三方评估机构---中国人民大学NGO研究所日前公布的评估报告确认，被认为是“史上最苛刻捐款”已经顺利完成。西部5省区市的17个贫困县，有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了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这看上去是一件捐者满意、受者高兴的好事情，但是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这一善举引发了另外的争议。
主持人：基金会的存在推动着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大部分基金会的管理费用都在善款总数的10%左右，而且大多数账目基本不公开。曹德旺用2亿元善款创造了一个透明的新典范，同时也触动了公益捐款体制。曹德旺的案例是否具有示范效应？ 1%的差错率和3%的管理费，能否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曹德旺2亿善款之所以引起社会各方关注，焦点之一就是3%的管理费比例。作为项目的执行方，中国扶贫基金会以600万的管理费完成了2亿元善款的发放任务。但对于这一模式能不能复制，扶贫基金会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陈红涛 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
陈红涛：3%(管理费)显然不够，可以说肯定不够。如果再有人说，我还是提同样的要求就是3%，我们基金会也是接不了，再也接不了。就是说不能再接，还是3%去做这样的事情。
而第三方评估机构---中国人民大学NGO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也认为，3%的管理费不具有普遍性。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
康晓光：这3%仅仅能够覆盖中国扶贫基金会投入成本，但是在这个项目中，最主要的工作是由这些省一级，县一级，乡一级，村一级的公务员和村干部们完成的，仅仅这些人员的投入，如果由中国扶贫基金会来做，他的执行成本我相信12%也挡不住。
对于康晓光的说法，清华大学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教授邓国胜却不认同。在他看来，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以3%的管理费用运作成功，这对当前公益捐款管理费占10%的“行规”是一次挑战。这表明，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空间。
邓国胜 清华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教授
邓国胜：我们的很多公益慈善机构，有的办公场所是由政府免费、无偿提供的，甚至这种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都是政府财政拨款的，当它这个捐款额度很高的话，理论上它这个提取的管理费比例应该是比较低的，但是我们很多公募基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捐多少，都是按统一10%来提取管理费，那这就是非常不合理的。
不过邓国胜同时也指出，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会，根据捐款金额和项目种类的不同，10%的管理费比例可能并不够。事实上，国外慈善机构的管理费比例从5%到35%之间都存在，而捐赠者之所以能接受这些管理费比例，关键在于慈善机构的公开透明。
康晓光 ：透明，就是把你收了多少钱，你是怎么用，这个过程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且每一样合情合理合法，就是80%管理费，社会也能接受。你就是3%的管理费，如果高了，1%就够了，你也是低效率，也是滥用善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何透明，而问责的一个最基本的首要的任务就是迫使这些机构你先透明，你先别讲效率，你也别讲伟大使命是什么，你就把你兜里那点东西掏出来让大家看看，所以过去这个领域中一句流行的话“公益机构要有一个玻璃口袋”，透明的。
目前在慈善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制度对慈善机构进行严格的监督。在美国，联邦税务局是实际上的慈善机构主管部门，慈善机构每年都必须向国内税务署上报年度财务报表。此外，美国绝大多数州都规定，慈善机构必须向州总检察长提交年度报告，总检察长可以代表公众对触犯公共利益的慈善机构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