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没有比工资更重要的问题了，因为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都靠工资生活。”百年前，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曾如此看重工资的重要作用，“他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繁荣。”
如今，他的忠告仍在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产生效用——4月1日，继江苏、山东、吉林等省之后，浙江省再次上调最低工资。据相关人士介绍，浙江省去年四档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1100元、980元、900元和800元，今年最低工资标准分别变成1310元、1160元、1060元和950元，“这四档由各地级市据自身经济状况选择”。
昨日，相关专家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称，上调最低工资不完全是“灵丹妙药”，相关省份应根据各地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因时而异进行调整，并适当做好“减法”，如降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赋税等。
浙江位居首位
中国推行最低工资制度始于2003年。当年12月30日，中国通过了《最低工资规定》，并于次年4月1日开始施行。引人注目的是，《最低工资规定》中明确写到，“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随后，全国各个省份的最低工资就进入了调整期。
最新一轮的工资调整(今年一季度)主要涉及12个省市。这其中，浙江省1310元的最低工资“拔得头筹”，取代了原先上海的位置。广东省和上海市分别以1300元和1280元的标准排名第二和第三位。天津和北京均以1160元的标准并列第四，江苏、山东和福建等省的最低工资也在1100元之上。
从区域看，最低工资调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各省市，中西部省份的调整数量相对较少。此外，从具体涨幅看，半数地区的调整幅度超过了20%。其中，来自西部地区的重庆市以27.9%的涨幅居此次排名榜的第一位。
值得注意的是，据新华社4月4日报道，北京市总工会为适应新形势需要，今年将探索履行工会维权职能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其中包括首次为外资企业员工设定最低工资标准——不能低于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的150%。按此标准，外企员工将至少拿到1740元以上的工资。
上调有必要性
对于最新一轮的工资调整，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宋颂兴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调最低工资，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上调没有太多意外。一方面，去年以来，在物价上涨、通胀预期不断增强等压力下，之前的最低工资已明显“不合时宜”；一方面，今年“用工荒”蔓延至全国诸多省份，其中一个重要的症结就是工资太低；此外，改善民生成为决策层持续关注的一个话题，上调最低工资也顺势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许多省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既有可行性，也有必要性，“中国经济形势逐渐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逐月提升，大多数企业发展态势趋好，职工平均工资有所提高，且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已由负转正并呈逐渐上升趋势，同时，就业压力与2010年相比变化也不大”。
苏海南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对于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能改善民生，促进内需，拉动地区经济发展”。他还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上调最低工资也是应对国际市场呼吁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内通货膨胀压力等不利因素的手段之一。
中小企业承压
但上调工资的影响注定不是单方面的。“为了招人，我们厂现在很头疼。”昨日，江苏一家小型企业负责人张先生在电话中对记者诉苦称，“不要说最低工资了，就是江苏的最低工资再下调100元，我们都承受不起。”这几个月，张先生一直在为企业招不到农民工苦恼不已。
张先生的烦恼不是个例。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去年5月的统计显示，截至2009年底，中国在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已达1023万户，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个体工商户。此前每次最低工资上涨后，均会出现中小企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叫苦不迭的新闻。宋颂兴也指出，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仍是中国很多省市的主流企业，“无疑，他们都将承受一定的压力”。
不过，也有企业对媒体指出，上调最低工资的象征性意义更大，因为很多城市的招工工资已远超最低工资标准。
必须转型升级
“企业必须要适应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事实，通过自身转型升级来应对。”对于最新一轮最低工资的上调，浙江省人力资源和劳动保障厅副厅长袁中伟认为。
但宋颂兴认为，在相关责任的承担中，政府也应该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角。“上调工资不光要考虑到物价水平、改善民生等，更要进行统筹考虑。”他说，“如不进行统筹考虑，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恶性循环，即工资上涨推动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又加剧工人对工资的上涨预期，进而再推动工资上涨。”
“要打破这一恶性循环，需要在宏观和微观共同管理，即一方面需要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方面也要国家相关部门做好产业结构的转型。”宋颂兴说，“同时，在必要之时，应适时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赋。而从目前标准看，中小企业的所得税仍有下调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也对媒体说，不能盲目涨工资，“为经济长远发展考虑，要努力找到劳动与资本分配的黄金切割点”。曾湘泉建议，建立一个有利于低收入群众工资增长的机制其实最重要。（《国际金融报》 记者黄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