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3月份我国CPI同比上涨5.4%。
联合利华中国区副总裁曾锡文对媒体称：“日化行业所用的原料大部分是石油的副产品，目前国际油价已从去年的50美元涨到了现在的100多美元，洗涤用品中常用的表面活性剂价格已涨了六成，塑料包装也涨了六七成，肥皂等产品要用的植物油价格也涨了五成以上。无机类原料涨幅在40%～50%。”
康师傅公司发布的公告亦表示，面粉、棕榈油等各项原料价格持续上升，对利润产生压力，是调价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富强面粉价格上涨15%左右。大连期货市场棕榈油价格去年初每吨约7000元，年底则接近1万元。
更不容忽视的是，国家发改委决定4月7日起，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500元和400元。而今年2月已宣布上调汽、柴油价格。国内油价上涨大大增加了运输成本。
在发改委的多种价格调控行动下，一些企业一肚子苦水。“一些掌握国家基础资源的国有企业，能够为稳定下游产品价格，贡献更多力量。
非长久之计
“约谈”会否常态化，成为“长久之计”?
陈平教授说：“一些大的连锁公司，垄断性企业的涨价行为，确实会带来很大的市场冲击。相互串通的涨价行为，更是应该被制止。但是，由于成本的压力涨价，仅仅通过‘约谈’是不可能抑制的。”
事实上，在国家发改委密集“约谈”的背后，是日益严峻的通胀压力。4月1日，《求是》杂志刊登了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的《毫不放松地抓好生产切实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一文。在文中杜鹰指出，“去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逐月上升。其中农产品价格上涨是一个重要因素。”
去年12日，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在《中国财政》杂志刊登的《开创“十二五”时期财政金融工作新局面》一文中指出，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可能面临持续较大的通胀压力。
在这篇文章中，李勇认为，从国外因素看，发达国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给我国带来较大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从国内因素看，在外汇占款和银行信贷规模不断扩张的双重推动下，我国流动性存量始终十分充裕，随着国内经济转暖，通货膨胀很快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从供求因素看，目前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期，节能减排、资源价格改革以及提高工资标准等转型政策，带来成本性涨价压力。
以日化行业为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该行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增长了14.88%，但行业利润下降了5.99%，企业亏损面达到15.35%，亏损额比上年增长了49.39%。尤其是本土日化企业洗涤类产品的平均毛利率是7%，净利率仅有3%。
尽管康师傅、宝洁、联合利华等厂商的提价行为，被发改委“约谈”而纷纷搁置，但在成本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多重压力下，涨价可能会成为最终选择。
有评论指出，在无法避免成本上扬的情况下，发改委可能管得住销售的末端，但有可能催生部分商家不得不为的“质量和品质的下滑”。
中央财经大学外汇储备研究中心主任李杰说，价格管制通常无法对单一产业进行，而是“联动”的。如果只对粮油限价而不对原材料限价，压榨企业肯定是要亏本的，停产就是理性选择。厂家因为保本或保利，在停产了之后，市场供应减少，价格更高，会给价格调控增加更大难度。
约谈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指拥有具体行政职权的机关，通过约谈沟通、学习政策法规、分析讲评等方式，对下级组织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并规范的准具体行政行为。
——百度百科“约谈”词条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王永福|北京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