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再度袭来，不过这次，范围更大。
前所未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版图的悄然变化，“民工荒”席卷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同时，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大省也出现了“民工短缺”，并由此拉开了中西部与东部争抢农民工的序幕。
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103个主要城市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0.85，大幅回升至0.97，接近2007—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家，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湖北省劳动就业管理局披露，今年湖北省劳务输出人数预计将缩减10%～15%，减少外出人员至少100万人，湖北省内的用工缺口约有60万人;重庆的有关数据显示，有430万农民工在外地区就业，而今年重庆市内的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将增加55万，也出现大面积“用工短缺”……
这场正在上演的东西部劳动力争夺战，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转型的失衡还是必然?当代产业工人就业，更看重什么?更需要什么?企业招到人，留住人，最应依靠的又是什么?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赴山西、陕西、安徽、河南等地，实地深入调查“民工荒”真相。
“产业工人”赢得尊重了吗?
张丽丽是来自安徽的农民工，19岁就开始出去到上海打工。
“在外面一呆就是好几年，工作一直比较累，尤其是当生病、亲人不在身边的时候，这时特别想家，这是我在外打工经历中留下的最为痛苦的记忆。”张丽丽说。
今年春节前，张丽丽为了照顾准备上学的孩子，不得已才离开上海，通过亲戚介绍回到老家安徽阜阳的一家企业工作。
“家里现在都办厂了，以后不会再出去了。”张丽丽一脸欣慰地告诉记者，“在外面比家里苦多了。工作累不说，孩子无法入学，而且物价太高，出门什么都要花钱，各种开销就受不了。在家乡这些都省了，可以照顾老人、小孩，照看地里的庄稼。”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张丽丽现在的同事中有70%以上，都是来自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返乡农民工”。而正是由于大量的农民工“返乡”，才造成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用工荒”。
事实上，面对东部沿海地区来势汹汹的“用工荒”，有关专家明确指出：企业仅仅靠采取提高待遇、降低门槛的办法来应对，这或许能取得一时之效，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破解“用工荒”的根本途径在于加速推进农民工的“产业工人”进程。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
而早在2004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明确认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后的2006年1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再次充分肯定了农民工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称“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但多数企业还没有把农民工当成稳定的产业工人。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待遇，游离在社会保障之外，处于城市里的底层。
有关专家认为，没有户口、子女上学受到各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以及过高的消费水平、较差的生活环境、高房租、高房价，甚至受到城里人的无端指责和歧视等等，使他们逐渐对打工的城市失去了信心，而这才是“民工荒”的内在原因。
而加快推进农民工的“产业工人”进程，有待于政府尽快调整城镇管理政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要切实提高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待遇，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工像市民一样在城市“体面地生活”。
缺工人源于缺待遇
有专家认为，新一轮大面积的“民工荒”是因国际金融危机后不少企业减产、停产，大幅度裁员以后出现的用工反弹。这些企业接的大都是“短单”和“小单”，带有很强的季节性和临时性。一旦后续订单无法跟上，这些农民工将再度被裁减。
正因为多数企业缺乏用工的“长效机制”，让农民工缺乏安全感与稳定性，致使农民工的流动性增强，从而引发企业季节性或临时性“用工短缺”。
实际上，“民工荒”并非今年才有，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出现。只是那时局限于珠三角地区，其他地区并不明显。但是今年的“民工荒”尤其严重，甚至蔓延到中西部地区。
除了大的社会用工环境因素外，这其中与用人企业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有很大干系。
“1996年，在我16岁时就去广东打工，工资很低，只有300～400元。那时生活很困难，一天才吃两顿，根本吃不饱，还要经常加班，搞得人又累又饿。为了省钱，我常常不吃晚饭就睡觉。”面对记者，常年在外打工的李满霞忍不住眼圈湿润，露出一脸的难过。
她说：“2005年，我去了北京，做电子产品。在北京的时候，计件工资也就1000元左右，好歹解决了温饱问题，不再挨饿了。出去打工有10多年了，虽然挣了一点血汗钱，但给我留下的几乎都是辛酸记忆。”
显然，李满霞的经历是上一代农民工的共同经历。
在中部省份安徽，记者在实地采访中发现，用工制度规范、工资待遇较高、生产生活环境比较好的企业，春节过后外来工返厂率达80%以上，甚至更高，招收新工人也相对容易;而一些工资待遇低、生产生活环境差的企业春节过后普遍存在缺工问题，缺工率达30%～60%。
有专家分析认为，农民工权益诉求与现有企业管理制度设计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可视作东部地区“民工荒”的一个深层诱因。
因此，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提高农民工的薪酬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创造更多在岗培训和业余学习的机会，支持他们对自我发展的追求。学会“用良好的信誉吸引人，真正的关怀温暖人，良好的待遇留住人，优良的环境培养人”。
“解决用工荒，企业本身要提高员工待遇，实行人性化管理，才能留住工人。”来自江苏常熟、在安徽阜阳投资建厂的企业家贝建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贝建英介绍，他们厂工人的生活条件相当好，宿舍每间最多3～4人，有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设施，员工生日厂里还会送生日蛋糕。他们厂去年开始就在落实社保。目前，他们厂90%以上的工人都工作了半年以上，流动性很小。
“能在我们公司持续工作两个月以上的员工，‘五险一金’等社保基本上都可以解决。如果给员工办了社保，员工队伍就会明显稳定一些。”来自安徽凯乐公司管理层的谢军认为。
阜阳一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张建法表示：“我们从事的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工作强度大，员工流动性也很大。我厂主要是提高工人的待遇来稳住员工，从食、住、精神文化多方面着手，鼓励每位工人都办理社会保险，减少流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