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解决用工荒，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用科技创新改善用工情况。比如运用高科技手段，提高自动化水平来减少员工数量。”张建法说。
事实上，不少企业已经清醒认识到，工人紧缺的背后是靠人海战术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已经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只有加快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改变用人观念，这样企业才能摆脱民工荒的尴尬。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挑战
今年19岁的史梅青春靓丽，面容清秀，是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17岁时，她就开始外出打工，至今已有两年的打工生涯。
“我开始在宁波一家服装厂上班，每星期休息一天，平时也很少加班，劳动强度不算太大。工资也感觉挺多的，一年能剩1万多元。但仍然觉得挺辛苦的，没有上学时那么开心，压力太大，约束太多。”当史梅谈起打工的感受时，这样告诉记者。
史梅说，她始终感觉“在家乡工作舒服一点，也可以照顾家庭，不用那么想家”。尽管工作上有“很不开心的事情”，但只要有家人在身边陪伴，就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将来有机会也想再出去见识一下世面，不过等有钱了再作打算。”
而年仅20岁的打工妹张青，在福建打工一年多了，每月收入也有2000多元。张青说，这次选择回家打工，主要原因是因为“想男朋友了”。“以后不想离开家，也不想离开男朋友了，对以后的生活暂时也没有什么计划。”
“现在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以前的农民工完全不一样，他们注重的是工作和享受并存。”来自鄂尔多斯羊毛衫厂的高管王世军告诉记者，公司在周末放映最新的电影，举办篮球、乒乓球等各种比赛来丰富工人的文化生活。除提高业务水平以外，公司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要给员工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态小区。
很明显，新一代农民工觉悟的提高、权益意识的增强，已令不少传统企业开始向更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转变，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真实体现。而随着60后、70后农民工的逐渐老去，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粉墨登场，成为企业用工主体，开始影响、甚至决定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择业时，更加关注工资待遇、企业前途、工作环境、发展空间、权利保障等因素，工资待遇不高、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到位的企业，对他们很难有吸引力。”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认为，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张扬，对“吃苦耐劳”等传统价值观进行着无情的颠覆。
实际上，就行为特征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已告别父辈们的“温饱”与“节约”的打工方式，更倾向于“发展”与“享受”打工方式，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强、消费观念更为开放、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加注重，但唯一不足的是缺乏“职业生涯设计”，对未来的生活有憧憬，无规划。
也有专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不愿重返农村，而希望通过努力融入城市，追求与市民相近或相同的生活水准，并希望在企业经营、社区发展、国家政策等公共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企业在善待农民工的同时，应为农民工规划“职业生涯”，让农民工感到有发展前途。
“技工荒”倒逼职业教育
“民工荒”其实更多的是“技工荒”，即缺少技术工人或技能熟练的工人。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快速发展多年，消耗了大量的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现有条件下再也无法支撑快速发展的需要。现在必然要向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转变。他们未来的发展已经无法靠增加就业、增加劳动力供给来解决，他们需求的将是素质更高、经过专门培训的劳动力。
事实上，早在金融危机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就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实施“腾笼换鸟”策略。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逐步退出经济舞台。
“目前，长三角、珠三角更缺技工，即有一定技术、特殊技能，能适应产业升级要求的高素质农民工。由于多方面的因素，这种用工短缺不会马上缓解或消失，涨工资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因为产业升级和人才培训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可能需要3～5年、甚至更长时间。”同长三角、珠三角有劳务输出合作关系已经5年的阜阳市劳动就业局局长慕朝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事实上，作为全国闻名的劳务输出大市，阜阳市每年有250多万农民工外出务工。然而，阜阳市也出现了“用工短缺”现象，特别是技术工人和技能熟练的工人。
今年春节前，来自苏南的投资商季建康看中了阜阳市人力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决定来阜阳办服装厂，旨在扩大经营规模，全力在阜阳发展。因为服装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苏南地区无论工资多高，也很难找到更多技术工人了。
然而，季建康在阜阳开出几乎和苏南地区相同工资待遇，甚至包吃包住，每人每月比在苏南地区大概要多支付100元左右，但仍然招不到更多的技术工人和技能熟练的工人。原本需要100多人的厂子，目前仅招到了数十人，相差一多半。
“尽管这里的人力资源很丰富，劳动力成本也不低，但经过培训的技术工人和技能熟练工人太少了。看来不能急于扩大规模，还要从长计议，从培训熟练技术工人开始。”季建康慨叹道。
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阜阳市教育局局长胡涛认为，“民工荒”说明中国轻视职业教育的“积弊”已久。由于受“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多数学生家长“重仕轻工”，造成多年来大学招生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国家公务员考试人数也“屡创新高”成为“第一国考”。而职业技术教育却“乏人问津”，造成招生困难，举步维艰。
“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水平提升的最重要环节是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工人，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工人的关键。”胡涛认为，目前职业技术教育因得到的公共经费很少，发展缓慢。而企业的教育培训责任也体现得远远不够，投入太少、功利性太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