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为用工“减压”
位于太原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富士康(太原)科技工业园是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在大陆投资建设的七大科技工业园之一，园区目前拥有工人8万余名。
虽然富士康用工数量庞大，且常年不间断进行招聘，但一位自称富士康人才招募中心的顾经理表示，“富士康在太原并未出现‘用工荒’的情况，招聘一直在平稳有序进行。”
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监察大队任晓斌队长告诉记者：“包括富士康在内的园区上千家企业并没出现‘用工荒’或‘抢招农民工’的现象，一切都很平静!”
其实，在山西像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的特大企业并不多，更多的大型企业都集中到了能源领域，而这一领域恰恰是以机械化为主，对工人的需求数量极为有限。虽然金融危机之后，山西重点工程蓬勃发展，但山西农民工在建筑领域谋生者并不多，这一领域主要集中了河南、四川、江苏等地农民工。
“山西没有像东部发达地区出现‘用工荒’，根本原因在于山西的产业结构偏重，转型还不到位。”谭克俭主任表示。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同煤集团塔山煤矿井下工人和地面管理人员加起来不过600人，而塔山矿的年产能已达到1500万吨。这样一个高产矿井，如果按照传统的开采方式，用工人数至少要突破3万人。
而眼下，山西省正在实施的煤矿重组正在全力推进，与塔山煤矿相似，未来山西的煤炭行业将会更加集约、高效，工人需求将会越来越少。即便如此，煤矿基于多方考虑，山西农民工在煤矿工人中的占比也很小。在冶金、电力、焦化、装备制造等山西其他支柱产业，用工数量同样少之又少。
“山西缺乏技术密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所以用工岗位有限，因而并未出现事实上的‘民工荒’。” 谭克俭主任分析，“随着中央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民的收入也在逐年上涨，几乎与外出打工差距不大，以后必然会出现部分农民回乡的情况，到那时是否会出现用工紧张就不好说了!”
山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政策研究室主任秦绍璇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也明确表示：“山西当前并不缺农民工，更谈不上‘民工荒’，我们还在培养、输出。”
陕西农民工：有理由回家
不愿“给交通事业作贡献”。只要家乡有了完善的社保和守信的雇主，陕西娃更愿回家挣钱。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群︱陕西西安报道
老杨终于不再神秘兮兮。
“总算有了自己的产业，再也不去浙江了!”
4月15日上午，家住西安市长安区石佛寺村的杨晓民在自家的院子里一边调试着一台刚从浙江发来的小型印刷机，一边对记者说。
据了解，3年以来，一直在浙江温州一家大型印刷厂打工的老杨今年春节过后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迟回厂，杨嫂对此大为狐疑。
“昨天下午我才知道，他注册了个西安新阳光印刷厂，设备是昨天晚上从北郊(物流中心)拉回来的!”杨嫂告诉记者。
带着一脸喜悦，老杨告诉记者，年年给人打工，年年紧紧张张过日子，家里三个孩子让人不敢闲着。春节回家的火车上他都想好了，哪怕借钱都要自己弄个厂，好歹比给人干强。于是10多天前，他经人介绍，从长安信合贷了3万块钱，又四处筹了2万多，买了一台小型印刷机，再花3000多注册了个厂子。
“咱就成老板了，以后挣多挣少都是自己的!”
很多打工归来的西安人，都像是老杨，回家的理由很多。
回家，挣钱“实落”
记者从西安长安区相关部门了解到，该区目前在外务工人员将近10万，但这个群体相对不固定，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这些人里大部分人都没有一技之长，出外打工单纯看工资高低，于是就形成了“今年下广东，明年上新疆”的辐射外出;二是陕西人普遍恋家，不像其他地方“一人外出、全家跟随”，往往是平时思乡、农忙回家，一年到头落不下钱;三是春节回家后就不再想着“再回去”，而是就近找活，不想再“出去折腾”，还能照看家里。
同样隶属长安区的兴隆街道办则依靠“西部大学城”风风火火的建设安排了不少低端劳动力。
“一个普通的妇女一天能挣50块左右，就干些擦玻璃打扫卫生之类的简单的事情，而一个男大工一天则能挣120块。”兴隆街道办主任任浪告诉记者。
任浪分析说，该街道的务工人员可分成三类。一是就近在大学城打短工，干“天天活”，每顿饭都可以回家吃，“挣钱实落”;二是到西安市郊区挣城里人的钱，早上骑电动车或自行车去，下午回自家，一个单程只要40分钟左右，一天能挣100块左右;三是一些稍微有点资本和关系的人就在邻近的宝鸡或者咸阳包活，顺便带上自己村子的劳力，一年平均能挣10多万。
“这很实在，如果去外省打工，一年落不下钱，几乎都给交通事业作贡献了。我老家村子有一批人，说是在东莞给人做工，结果过年回来没路费，还要家里打钱，挣啥钱呢!”任浪说。
记者在采访中，通过延安洛川县委宣传部以及安康旬阳县委宣传部电话联系了目前已在温州某制衣厂连续工作3年多的洛川“90后”农民工小李和在深圳某电子企业工作了9年的旬阳“70后”农民工老安。他们共同表现出归乡的心情，但又担心回来后的收入和社保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