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面临的是治理通胀问题，而不是防止通胀的问题。2010年物价调控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教训是，过分肯定CPI上涨率能控制在3%，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一季度CPI同比上涨5%，延续了自去年7月以来CPI连续多月同比涨幅超过3%的势头。再考虑到同期房地产价格的飙升状况(2009年上涨25%，2010年上涨15%左右)，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已出现通货膨胀。虽然目前通货膨胀仍属温和型，CPI上涨率还略低于改革开放32年平均5.6%的上涨率，但仍需各方高度重视，切实治理通货膨胀，努力稳定物价水平，保证国民经济在稳定中发展。
一段时期以来，每当国家统计局公布通胀数据都会引起一片质疑声。例如，对于2010年CPI上涨3.3%的数据，就有许多百姓认为这一数据偏低。笔者认为，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
首先，房价变动没有在CPI中得到很好反映。中国居民特别是城市居民住房消费在其整个消费支出中占第二位，仅次于食品消费支出，约占1/4多一点。而近两年，这一比例增长幅度明显。2009年和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为13.27万亿元和15.45万亿元，同期商品房销售额为4.4万亿元和5.25万亿元。但统计CPI时居住类权重仅为14.69%，明显偏低，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把自住房房租算到CPI指数中。反观美国，在计算CPI时则把居民自住房也算房租，所以其居住类权重占CPI的四成。
因此，如果中国把自住房房租算进去，则居住类权重至少占三成。这两年，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城区的房价成倍上涨，房租也成倍上涨，使得到城市谋职业者的生活费支出压力很大。2011年2月，国家统计局决定调整CPI的权重，居住类提高4.22个百分点，这是走向反映客观实际的重要一步。
其次，中国还有大量的低收入群体，其恩格尔系数高，食品支出比重高，而此轮物价上涨的主要推手是食品价格。2010年四季度，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0.5%，比四季度CPI上涨4.7%高5.8个百分点，所以低收入群体感到物价上涨不像公布的平均统计数字。在中国，不仅过去和现在，就是在可预见到的一二十年内，CPI上涨都将是主要由食品价格上涨推动的。
因此，一些物价工作者和经济学家主张计算低收入群体CPI，并曾作过试算。有资料显示，北京市2007年7月CPI上涨率为2.1%，而占人口10%的低收入层CPI上涨率为6.3%;2010年8月CPI上涨率为2.8%，而占人口10%的低收入层CPI上涨率为4.2%。可见，低收入群体的CPI上涨率要高出平均CPI上涨率不少。计算低收入群体CPI的好处是可以据此发放物价上涨补贴和提高最低保障标准。这样做，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建议能逐步开展这项工作。
2010年在物价调控解释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教训是，一些官员在年初和年中过分肯定CPI上涨率能控制在3%和前高后低走势，很多人都一口咬定7月份CPI上涨率见顶，而实际情况是CPI上涨率超3%和出现前低后高情况(下半年7月后各月均高于7月份的3.3%)，从而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他们当时的根据是，价格翘尾因素是前高后低，但对当年新涨价因素估计不足。2011年的情况与2010年有一点相似，即价格翘尾因素也可能是前高后低，因此有些人又据此而预言今年CPI上涨率走势是前高后低，全年CPI上涨率能控制在4%。
笔者认为最好现在不要过于肯定今年物价走势是前高后低，如果一定要这样说，则似乎需要加三个前提条件，一是今年整体经济不因追求两位数增速而出现过热，避免货币发行过多;二是农业特别是粮食不因严重自然灾害而大量减产;三是国际市场大宗农产品价格不出现井喷式上涨。而如果出现上述三种情况的一种两种甚至三种，物价走势就会发生较大变化。
从历史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通货膨胀和物价大幅度上涨，都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的。这一次也不会例外。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占用耕地过多，今后中国粮食、棉花、肉类、植物油、蔬菜等供应都是偏紧的，植物油已有2/3依靠进口。一般估计，今后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仍将呈上涨态势。
因此，为稳定经济、稳定物价，应更加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供给。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强调做好“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惜这一重大战略方针有时落实不够好，比如有时财政支出中用于“三农”的部分还达不到平均增长水平。
笔者建议，今后一段时间规定各级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应高于平均支出水平，逐步提高财政支出中用于“三农”的比重。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从事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比较利益，从而使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供给能持续增加。□
《瞭望》新闻周刊 张卓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