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玛·乌拉协助不丹国王旺楚克四世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理论的整套体系，也是其主要推行者。不丹人一直希望能以其独特的经验，在传统与现代、物质主义与精神主义、商品财富与生活质量之间找到平衡，追求国民的幸福。如今，这一概念已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日前，卡玛·乌拉来到上海讲学，并就这一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在“国民幸福指数”备受关注的当下，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佛国不丹，以及那里的国民生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1980年代初期，不丹开始有了自己的大学毕业生。早前，不丹人想要接受高等教育，必须去印度或英美等地留学，但是这些年轻人学成后纷纷归国——这个山国开始发展现代经济、力图摆脱贫困，因而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许多人成为不丹的水利工程师和农业科学家。现在，不丹全国约有15000名大学毕业生。
年轻人回国是因为在这里可以获得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心灵安宁。不丹没有经历过社会发展的“通常”秩序，也未有过被殖民和征服的经历。不丹现代教育体系的创立者麦基神父(WilliamMackey)曾经说，不丹一只脚还留在中世纪，另一只脚已经跨入21世纪。正是这个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佛国，在1970年代就早早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Nati onal Happi ness)的概念。
如今，不丹正在经历从王制向民主国家的转型。随着国家逐渐对外开放，全球化浪潮也打到了不丹，不丹则试图以其独特的经验在全球化历程中寻求平衡。
“不丹人有了越来越多的期望，想要更多地占有和消费，就像不丹的森林覆盖面积一样在不断扩张。我们或许可以好好地铸型这些期望，让它们同一种平衡的生活方式相称——传统与现代、物质主义与精神主义、商品财富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平衡。不丹的政策制定者希望达到这样一种平衡，追求国民的幸福。”(卡玛·乌拉：《不丹人的发展故事》，2005)
卡玛·乌拉(KarmaUra)现任不丹研究院院长，他曾协助不丹国王旺楚克四世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理论的整套体系，也是其主要推行者。卡玛·乌拉早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哲学与经济学，之后在爱丁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他写作小说、做翻译、画唐卡、设计寺庙的壁画，也率团出国招商。他领导下的不丹研究院专注于国民幸福和不丹历史文化的研究。“国民幸福总值”以9个大类来衡量生活，包括教育、心理幸福感、健康、时间支配、文化多样性和恢复力、善治、社区活力、生态多样性和恢复力、生活水平，每个大类里有8个子项，共72项，这些数据每三年修订一次。卡玛·乌拉说，在这个唐卡一样复杂而有秩序的图表里，“钱只是其中之一，所以，GDP只是幸福的七十二分之一”。
对于不太习惯于数字的不丹人，不丹研究院通过开展工作坊的方式传播GNH理念，对民众进行面对面的解说。GNH概念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获得了更大的国际关注和影响力，第五届GNH国际研讨会就开到了有心“进口”这一概念的巴西。尽管有批评者认为此类调查太过主观，且国家间不适宜用GNH作比较，但各国已经纷纷开始用GNH或其他幸福指标来“矫正”GDP和GNP、破除人们对GDP和GNP的“迷思”。如卡玛·乌拉所说，“实际上，这个目标是每个社会都追求的”。
日前，卡玛·乌拉这位国民幸福理论的推行者来到上海讲学，并就国民幸福总值等相关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人们不只是消费者
文汇报:现在，国民幸福在全世界都是个热门话题。我们很好奇的是，何以不丹在那么早的时候，也就是1970年代就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你们当初在设计时，是否就希望将这一关于幸福的概念推广给现代社会？
卡玛·乌拉(以下简称“卡”)：是的，我认为GNH的目标是完全现代化的，甚至可以说，GNH是一个“后现代”的设计。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现在即便获得所有，但如果没有感到完全的幸福，就是不完整的。你想要的工业品、现代服务、好的医疗和教育体系……所有美好的东西，其实都只是手段，这些都只是为了国民的幸福。
所以，国民幸福实际上是后工业社会的目的，也应该是整个国际社会的目标。人们希望融合于群体、相互有联系，获得自由的同时又能承担责任，希望住在良好的环境里，有好的设施，又有好的文化——要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包含进来的话，只能是在“幸福”的概念之下。只注重GDP是不完整的。实际上，“幸福”这一目标是每个社会都追求的，只是在不同的地方叫法不同，比方西方社会把它叫作“福利”(well-bei ng)。
文汇报：我们知道，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法国现在也在研究国民幸福，您觉得他们做得怎样？
卡：法国的研究很注重闲暇、自由及环境，他们将土壤、空气和水都纳入考量范围。他们说，不仅仅要计算GDP，而且要计算金钱对人们到底有怎样的价值，要计算国民可支配净收入。但他们对国民幸福的关注也仅限于研究层面，萨科齐政府并没有因此而付诸实践。
在法国，萨科齐总统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玛蒂亚·森，以及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保罗·菲图西共同参与研究。他们做了很出色的研究工作，还出版了一本书《对我们生活的误测：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以研究在衡量生活的时候人们究竟犯了什么错。他们批评GDP指标在某些方面未能很好地衡量出进步的尺度。他们还对人的主观幸福感做了调查，并根据人们所回答的不同快乐程度，分成0-10分。结果表明，给自己打7分的人最多。
文汇报：问题在于，这些幸福或快乐的感觉毕竟太主观，会不会难以衡量？
卡：是很难，但也没有其他办法。不过，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是否幸福的评价基本上还是准确的。比如，在非洲和东欧，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得分很低，因为非洲很贫困，而东欧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失业率上升等种种问题。这些衡量方法有点类似市场调查，有其样本和范围，差得不会太离谱。
人们基本上通过两方面的指标来衡量自己的生活，一方面是客观、物质的指标，另一方面是主观、不可见的指标。这也是评价社会的两种方式。
如果从GDP也就是物质的角度来看，社会在进步，与此同时，人们却没有主观感受到进步，这时，问题还不算太大。如果物质没有进步，主观感受却向前进了，这倒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表明有些关系可能在改善，比如公众对民主的看法在进步、人们能更好地享受艺术与文学。如果物质进步了，人们的主观感受也向前进了，那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物质在进步，人们的主观感受却在后退，那就意味着一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这样一来，物质的进步就成了无用的进步。这就是过度依赖物质的危险之处。你必须将物质进步转化为人们的精神享受，否则它们就毫无意义。人们不只是消费者。如果环境变得更好了、社会变得更公正了，他们会感觉到幸福快乐，即便其中没有物质进步。
认真审视人的主观感受和精神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正因此，我才说GNH是一个“后工业”、“后现代”的概念。现代化毕竟只是一个短期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