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货价调整了，但药价不敢频繁调整，因为都是老患者，常年服中药，涨了几分一角，他们都会很敏感，久而久之他们就会流失。”洪笃云感到很无奈。
“不少患者反映药价越来越贵，我们尽量回避涨价过猛的。比如金银花太贵，我们就选蒲公英、野菊花等，同样清热解毒。但即便如此，单张处方平均价格已从去年的83.59元/方上升到了102.7元/方，涨幅15%左右。”荔湾区中医院院长沈坚华说。
“中药饮片还好，可以随行就市，中成药有很多都进入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有限价，所以企业比较受伤。”在大德路的一个药房，一位销售人员这样说。中药材价格的狂飙，目前确实未“降临”于中成药——在大德路一家药店，以三七、白芍、甘草等为主要成分的某知名品牌中成药价格为10元/盒，另一品牌同类胶囊则仅售15元/盒。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常用药价格基本平稳，“记得涨过5角，也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看一下这个药的价格标签就知道了，还是半年前的旧标价”。
幕后：
“干旱只是炒作概念”
年近花甲的孙大爷在清平中药材批发市场做了近三十年中药材生意。“这年头，人工越来越贵，房价在涨，药价也涨”，他认为这是“随行就市，水涨船高”，不过“涨这么快，还是头一次！”
“中药涨价，和其他农产品涨价一样，虚高！”主营参类的药材店老板老于说，“价涨了，生意却不好做了。没人敢下手去买，卖不出就不挣钱！”很多人看到参类比较贵，都去找其他药。
到底是谁在推动中药涨价？老于分析，今年太子参价格上涨，与其主产地福建、云南、贵州等地的气候原因导致减产有关。“如去年西南大旱，今年北方的连续干旱，这都使得大部分药材单产下降，从而物以稀为贵。”
另一方面，愿意种植中草药的药农却在减少，“化肥、农药都涨，已经没人肯种中草药了！”老于说，他有一次到安徽采购药材，药农纷纷诉苦：挣不到钱，不如外出打工。
“中药涨价在我看来四大因素，一是社会因素，随着近年来社会对中医药的重视程度提高，导致中药材的需求量上升；二是环境因素，近年来自然灾害增加，洪涝、地震、干旱等都造成中药材减产；三是热钱涌入，很多资本从房地产、股票等市场撤出，瞄准了中药材这个新的投资途径；四是人为因素，中草药种植成本增加了，但是疯涨的价格却没有转化为药农的收益，而是越来越多人涌入经销链条，多重代理层层加价。”
在洪笃云看来，前面两个因素都是后面两个因素的借口。“社会和环境因素可谓是涨价的诱因，给消费者产生一种心理暗示，推高刚性需求，然后游资和中间商在其中推波助澜，造成疯涨。”
“如2010年西南大旱造成的三七价格疯涨，其实不过是市场推手利用了干旱这个概念。三七确实歉收，但行家都知道，中药材本身就不是当年采收当年卖，一般都有半年至一两年库存量，名贵药材更有2~3年的库存量。大面积缺货肯定是有人大量囤货。”他分析。
难题：
定价“无标准”，涨价“无解”？
由于属于农产品，中药材种植受气候、地理等环境影响较大，讲究“道地”属性，产地往往非常集中。一种中药材，主要产地只在几个县的区域内，因此控制上游种植资源变得相对容易。老于介绍，在目前500多种常用中药中，很多可能只需几千万元资金就能控制住产业链，即便像甘草这种用量较大的中草药，几个亿的资本也足以“控局”。
而另一位行内药商则表示，中药材“买高不买低”，和楼市有类似规律。“150元一公斤不买，认为还能降降，降来降去，‘降’到了170元一公斤。”
“去年在三七疯涨时，国家出手了。”洪笃云说，当时有关管理部门找了几个囤货的大企业进行约谈，疯涨的三七价格才陡然被刹了车。“现在呢，这么多个品种都在涨，谁来出手？怎么出手？长久来说，还是要有政府指导价，中药材的价格不能毫无约束。”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药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肖培根明确表示，中药材价格难题就在于这个指导价如何定下来。“定价标准就需要有质量标准，但是中药目前就缺这个。”在洪笃云看来，这也是一直困扰中药材发展的命门所在。
“我们平常进货，往往依靠品相定价，因为中药材讲究配伍，每种中药材本身有几十个化学成分，往往是搭配产生疗效，这样很难给每种中药材一个明确的定价。比如虫草怎么定价的？看每公斤3000条还是每公斤4000条的大小来区别，但也不是行价，而是看买卖双方是否愿意承担。事实上从疗效上来说，两者差不多。”
洪笃云认为，在投资者看来，中药材的投资价值和依然方兴未艾的普洱茶相似，这种“无标准”正是获利的空间。 文/图 本报记者邱瑞贤 实习生肖桂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