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转变发展方式(3)

　　宏观上需转变经济调控方式

　　《经济参考报》：从宏观角度看，我国经济的总量失衡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伟：可持续增长需要从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中寻求增长均衡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总量失衡不断发生变化。在1998年之前，失衡的基本方向是需求大于供给，曾经发生过三次较明显的通货膨胀。从1998年下半年之后，我国经济总量失衡方向转变为需求相对不足，直至2002年。自2003年起直至2007年我国进入一轮高速增长，在投资和消费领域出现了反方向的失衡，即投资领域需求过热，而在消费领域需求不足，特别是工业消费品和产能过剩严重。到目前我国宏观总量失衡状况更为复杂，“滞胀”可能性增大。事实上我国经济现阶段，无论是在需求还是供给方面，均存在两个车轮赛跑的状况。

　　我国总量失衡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系列结构性失衡起着十分突出的作用，一是总需求中的内需与外需结构失衡，出口需求的波动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过大。二是在内需结构中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结构性失衡，国民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拉动。三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对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和可持续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四是城乡发展结构性失衡。五是产业结构失衡，其中突出的一点在于现代化服务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与工业制造业的发展间存在严重的结构矛盾。还可以寻找其他方面的结构性失衡，但上述5个方面的结构性失衡对我国现阶段的均衡和持续增长已经构成较为突出的影响。

　　《经济参考报》：在转变宏观调控方式上，中国面临着怎样的选择?

　　刘伟：要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必须努力改变宏观调控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变与我国市场化进程阶段性特征相适应。我国市场化进程的重点发生了转移，从市场规模构建转为市场秩序完善;市场化进程的焦点发生了转移，从国有企业改革转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相应地，现阶段我国制度创新的关键集中在三大制度创新上，一是财税制度改革，包括公共财政制度的改革和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财税结构改革;二是金融制度改革，包括金融市场化和央行独立性的提高;三是土地制度改革，包括土地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和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等。没有这三方面关键制度的创新，我国现阶段宏观 调 控 方 式 改 变 和 调 控 效 率 的 提升，都面临着严重的障碍。

　　就实现宏观调控具体的方法而言，依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可以也应当注重强调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统一，供给管理的核心在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总需求管理无论是运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或是汇率政策，其需求效应均具有短期显著性。因而，货币、财政、汇率政策的供给效应往往容易被忽略。比如，扩张性的财政收入政策(减税)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也可以带来降低成本的供给效应;紧缩型货币政策(加息)在紧缩需求的同时，也可能促使企业和项目提高赢利能力和竞争性效率的供给效果;人民币升值，在紧缩出口需求的同时，也会带来进口价格下降进而降低相应成本的供给效应。

　　事实上宏观政策的供给效应显然长期才能显现，但其作用往往具有根本性。对于我国来说，由于特殊的体制转轨特征和后发优势的存在，在实施供给管理上更具可能和必要。首先制定和实施较为系统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其次，制定和实施较为明确的区域结构政策，包括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明确区域性增长极;其三，制定和实施持续的技术创新政策，包括技术、产品、制度、市场等多方面的创新;其四，制定和实施人才战略，提高人力资本的比重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五，制定和实施节能减排，保护环境等降低社会成本和发展成本的长期发展政策，等等。

　　当然，在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调控方法上协调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必须有相应的体制条件作保障，即必须在深化市场化进程并且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系统地引入政府的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如果没有这一制度前提，总需求管理便成为不可能。同时，总供给管理也极可能演变为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直接控制经济，因为，供给管理的政策效应相对于总需求管理而言毕竟更直接地作用于企业和劳动者。

　　记者　方烨　实习生　赵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