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低收入人群CPI”是否出台，综合性的CPI总是替代不了的，它是一个主要的经济运行指标；将CPI控制在3%以下，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目标。政府部门关于物价的专题报告显示，对症下药，公权力在稳定物价方面可以有所作为。其一是市场调节。其二是市场监管。其三是公共服务
如今我们越来越多地接触各种经济指标，如GDP、人均GDP、CPI、R&D、FDI和节能降耗指标，等等；相对来说，百姓更看重CPI这样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指标。近来，笔者参加市人大常委会一次有关“稳定物价”的审议调查，有几点感悟。
CPI的警示作用与局限性
经济指标能够直观地反映经济某个部分在一个时段中的运行状态，给社会各方明确提示：倘若指标明显超出了正常的或预期的区位，就会引起人们的“心理纠结”，产生警示作用，促使大家采取措施应对。但是想“控制”指标，使之保持在或回归到正常、预期的区位，往往“给力”有限，需要应对复杂局面，综合施力。
CPI是反映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指标，当CPI同比增长达到3%-5%，表示进入“温和通货膨胀”区域，5%以上为“明显通货膨胀”，20%以上为“急剧或恶性通货膨胀”。今年一季度的三个月里，上海的CPI分别比去年同月上涨4.3%、4.7%、4.7%，4月则为5.1%。居民问卷调查显示：63.4%的受访者感觉近期物价“上涨较大”，而24.5%的人认为“很大”。国家统计局6月14日发布5月宏观经济运行数据，5月份CPI同比增长5.5%，创34个月来新高。通胀的严峻形势引起各方关切。
我国对CPI统计的制度设计自有考量，把统计项目定为八个系列类(食品、烟酒及其用品、衣着、医疗保健、家庭装备及维修服务、交通通讯、娱乐教育服务、居住)，各项权重各异。比如“居住”类，按国际惯例，房屋交易作为“投资项”，不列入CPI统计，只统计建房及装修材料费、租房费、水电燃料费、房贷利息、物业费和修理费。我国每5年作一次八项类的权重调整。比如去年底就有一次调整，调低了食品的权重(因为反映食品支出在全部支出中的比例的“恩格尔系数”下落)，调高了居住支出的权重等等。然而，目前CPI统计的局限性显而易见。比如，消费层次已经多元化，富裕阶层对绿叶菜多少钱一斤不怎么在意，而大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却是主副食品价格的变动和支出的增多，为此有专家提出增加统计更有针对性的“低收入人群CPI”，以便更及时、准足地给予物价补贴；又比如，我国自购住房比例很高，支付房贷占了众多居民家庭支出的大头，而近年房价涨幅惊人，为什么这部分非得“按国际惯例”不列入CPI统计？并未见有关部门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我的观点是，不论“低收入人群CPI”是否出台，综合性的CPI总是替代不了的，它是一个主要的经济运行指标；将CPI控制在3%以下，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目标。
稳定物价，政府可以有所作为
1992年，我国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时市场各类商品约90%由政府物价部门定价，约10%由市场定价。过了10年，90%的商品已由市场定价。目前，则95%以上商品和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极少数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但群众对政府调控物价的期望值依然很高。本市的一项居民问卷调查显示，59.4%的受访者认为政府监管“力度还不够”。
近日举行的第27次市人大常委会上，政府部门关于物价的专题报告显示，对症下药，公权力在稳定物价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其一是市场调节。主要是把主副食品生产作为扶持的重点，管好生产的源头。政府重新启动“菜篮子工程”，明确将实施“工程”的业绩与资金的转移支付相挂钩，加大农资综合补贴的力度。同时为防止“菜贱伤农”，上海在全国首先推出“夏淡”、“冬淡”期间绿叶菜市场价格综合指数保险。市场有趋利、盲目的局限性，导致“菜贵伤民、菜贱伤农”，公权力可发挥作用，以稳定供应来稳定价格。
其二是市场监管。主要包括公用事业价格改革的时间把握，管住医疗收费、教育收费，遏制投机性购房、稳定房价。
其三是公共服务。物价上涨加大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负担。低收入人群对物价上涨的感觉比高收入人群高出24.1个百分点，88.7%的受访者感觉消费支出增加。由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加紧研究，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经济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同时适时调高退休人员养老金、最低工资线、最低生活保障线、失业保障金等标准，及时对困难群体发放临时物价补贴。（周锦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