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分化加剧，基尼系数上升，社会凝聚力下降，人口流动加速，城市贫民窟成为巨大的“社会疮疤”，社会治安恶化，黑社会等各类有组织犯罪兴起。这一时期还是政治风险高发期，政治诉求高涨，政治对峙与动荡频繁，政府更迭甚至垮台，街头民主潮 流 涌 动 ， 即 所 谓 的 “ 政 治 民 主 陷阱”，许多国家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政治分裂、国内爆发战乱，甚至国家解体，其中最典型的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和东欧国家。“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上就是上下“翻跟头”，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按购买 力 平 价 方 法 计 算 ， 东 欧7国 人 均G D P直到1998年才超过1990年的水平(5427国际美元)，前南斯拉夫(5国)人均G D P直到2005年才超过1990年的水平(5646国际美元)，前苏联(15国)人均GDP直到2006年才接近1990年的水平(8513国际美元)(系按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A ngusMaddison，H istorical Statisticsofthe WorldEcnonm y：1-2008A D );社会上“瞎折腾”;政治上“瞎折腾”。这一时期又是国际压力考验期，除了内部的“自我折腾”之外，还面临来自强大外部的压力和折腾，在西方媒体独占优势的情况下，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社会与政治动荡受到西方国家和舆论的直接干预，成为“西方民主”实验的最大牺牲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迟迟进入不了“发达国家”行列———他们不仅缺乏发展的自主权，更缺乏国家的自主权和民主的自主权。
从其它国家经验来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地，西欧、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成功地逾越了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而拉美、前苏联、东欧等国家则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出现了政治动乱、社会动荡，形象地讲，就是上下“翻跟头”。出现这种情况，具有经济、社会、政治和国际的多方面原因。
但是，根本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是由于旧的发展方式束缚所造成的，是由于旧的路径下的“ 发 展 悖论”、“改革悖论”所造成的。
一般来说，各类经济、社会矛盾与收入发展阶段呈倒U型关系，低收入阶段各类矛盾也相对不那么突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类矛盾增多，日益突出和尖锐，出现峰值，进入高收入阶段以后，各类矛盾就开始逐步减小，趋于相对缓和。
同时，倒U型的规律既并非普遍适用，也并非不可抗拒。有的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没能克服各方面的矛盾，落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与此同时，也完全有可能通过前瞻性的、主动性的战略调整与战略转型，降低各类矛盾的峰值水平，并促使各类矛盾的水平提前下降，提前缓和，从而成功地、顺利地逾越中等收入阶段。
战略调整与转型就是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这一发展方式在低收入阶段是行之有效的，也为国家顺利摆脱“贫困陷阱”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成功向中等收入迈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这一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不但难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如果继续锁定在传统的发展方式上，就很难避免各类矛盾进一步凸显，发展难以为继，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如果能够顺利转变发展方式，就能为下一步的发展赢得主动，赢得空间，为成功迈向高收入阶段，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奠定根本性的基础。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当今世界国内与国际因素交相互动，经济发展变化迅疾，多元矛盾共处，这是各国所共同面对的基本发展挑战。当前，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和社会风险高发期。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巨型国家进行经济社会转型，这当然不是没有转型成本的，而这就是所谓“大有大的难处”。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进入21世纪 以 来 ， 中 国 就 进 入 了 中 等 收 入 阶段，并且在21世纪的前十年处在中下等收入阶段。从全国31个省区市来看，已经没有低收入地区了;也有极少数地区进入高收入阶段，人均国民收 入 总 值 在1万 美 元 以 上 。 未 来 十年，中国将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在考虑到实际经济增长率、国民收入平减指数变化率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率等因素后，还会有相当多的地区进入高收入阶段。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能够成功跨越 “ 中等收入陷阱 ”的国家并不多见，中国能否成功跨越这一陷阱，对于人类未来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就是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指出的，中国从中低收入社会转向高收入社会的经验，可供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借鉴。(据新华网北京2010年9月13日电。)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当今世界国内与国际因素交相互动，经济发展变化迅疾，多元矛盾共处，这是各国所共同面对的基本发展挑战。
当前，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和社会风险高发期。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巨型国家进行经济社会转型，这当然不是没有转型成本的，而这就是所谓“大有大的难处”。
人口流动规模越来越大，迁徙速度越来越快，社会结构加快变动，利益主体日趋多元。与此同时，人们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多样化、多层次化已成为必然，社会融合与社会分化同步加快，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社会事件日益增多。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差异性，使得中国社会内部原有的城乡矛盾、区域矛盾、民族之间矛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进一步释放，发展条件更加错综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