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技术迅速普及、大众媒体广泛传播、人员大范围内流动，进一步扩散和放大了这些矛盾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这一切都对新时期、新条件下的治国理政提出了新的课题，它要求政府主动转变职能，扩大公共服务，改善服务质量，协调社会各个方面。转型发展首先是要求政府转变传统的治理模式，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当前，中国也进入到资源环境矛盾凸显期，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扩大期。长期以来，单一突出“快”的发展方式，形成了过度依赖出口、过度依赖投资驱动、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增长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成为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这既构成了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之最大约束条件，但也构成了从“黑色发展”模式转向绿色发展的倒逼机制。
中国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最大的不同之处，同时也是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社会主义优势。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具有独立自主的国家决策能力。世界看起来是“平”的，或是“平等”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可以自主决定加入W T O，自主决定汇率制度改革，自主决定宏观经济政策，自主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更不要说任由西方国家干预中国的内政，在中国内部扶植“代理人”或政治势力，但这是一般发展中国家，包括人口大国所作不到的，也是我们一般的中国人自身体会不到的。面对来自外部，主要是西方大国的各种压力，中国政府从来不会屈服，而是根据中国的国家利益作出决定，即使作出必要的让步，也是局部的，还必须是“交换”的。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成功地应对了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和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同样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社会内部中的不稳定因素不会转化为“街头政治民主”，从而保持 了 “ 天 下 大 治 ” 。 只 有 “ 天 下 大治”，才能有“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否则就没有一切。
其次，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高度重视在中等收入阶段所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可以说，从政治上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保证民族团结，政治清明，遏制腐败;从经济上提出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从社会上提出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社会和谐，强化社会主义因素，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文化上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和向 心 力 ; 从 生 态 上 提 倡 生 态 文 明 建设，发展绿色经济，保护我们的生存与发展的自然支持系统。这些主张不仅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共识，是我们能够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和政治优势。
再有，中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把它理解为办大项目，今天看来实际上是办民生大事，例如在“十二五”时期，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就业服务、义务教育服务、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和基本保障住房六大项基本公共服务。我把它们称之为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强化社会主义因素”、“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经济体，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在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
虽然我们具备上述三方面的有利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实现顺利跨越了，也并不意味着这一目标会自动地实现，或轻而易举地实现。正如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所言，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新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要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更难。(据新华网北京2010年9月13日电)
我国已经制定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十二五”规划，推动实现这一根本性的战略调整，是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核心。以保证了中国避免一般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社会分化、社会冲突和社会震荡的“中等收入陷阱”，不仅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全面小康，跨入高收入富裕阶段，而且能够更进一步构建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
“十二五”时期，我们首先要处理好的问题是：一方面继续应对后国际 金 融 危 机 的 挑 战 ， 与 世 界 各 国 一道，尽快地实现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同时用尽可能短的时间，迅速地实现旧的发展方式向科学发展方式的转变，我们今天的一系列战术调整，一系列具体工作，都要服从转型发展这一战略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