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球员何时走向“自由”?
提起四大满贯,许多人认为,只有世界最顶尖 的职业选手才能进入这样的顶尖赛事。其实,四大满贯成立之初却是只对业余选手开放的比赛。拿温网来说,直到1968年才向职业球员开放,这导致拉沃等一流的国际球员因为“太职业”而一次次被温网拒之门外。
直至今日,许多国际大牌网球明星都依然是“业余”的身份在参赛。唯一的区别是,如果是业余球员,就只能拿到部分奖金,只有登记在册的职业球员才能拿到全部奖金。
“桑普拉斯在获得大满贯冠军的前一年还是业余球员的身份。这样的好处在于,如果你打得不够好,你就不需要将网球作为职业,而可以继续当你的医生或者律师。当你打得足够好了,你就可以选择登记成为职业球员。”刘利告诉记者,中国网球运动员并没有国外球员那么自由的选择权利。“我们过早地决定了职业生涯,进入职业队,从此,网球是我们唯一挣钱的方式,我们除了打球、当教练,没有别的选择,不论我们打得好还是不好。”
国外选手的“自由”并不止体现在职业的选择上。每一位国际球星的背后,都有他精心选择、量身打造的的赞助商和训练团队。
2005年以前,费德勒的团队就是他的家人,他带着自己的父母兄弟聊着家常,游山玩水,从瑞士一路挨个摘走了四大满贯的桂冠。这样的“家庭团队”在中国可是闻所未闻的。2005年,费德勒签约IMG公司,其中一大原因也是和IMG公司网球部副总古德西克私交甚好,彼此信任。古德西克几乎常年陪在费德勒身边,为他安排采访等日常细节。在费德勒的比赛场次,他总是会出现在球员包厢中,随时提供支持和帮助。由于古德西克的努力,费德勒的代言合约从Jura和瑞士国家银行这样的瑞士本土公司,拓展到了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公司,例如吉列、劳力士以及梅赛德斯·奔驰等。
国际球员对团队的选择、对赞助商的选择有着极大的自由度。他们不再是一个运动员,而是一个个光芒四射的商业品牌。相对于国外选手的“自由”,在2009年以前,中国选手不仅无法选择自己的团队,就连出国参赛的资格还要层层报批。
中国网球协会前会长张晓宁曾经回忆,“当时的条件不允许我们的运动员去职业化。我们的经费最多只能让主力队员每年打10站比赛。”
刘利无奈地告诉记者,“其实我过去也想参加大满贯比赛,但报名外围赛的时候网球中心就不同意,只能作罢。国家对参加国际比赛的选手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规定,例如,选手必须要经过网球中心批准才能报名,出国比赛拿到的奖金,个人只能保留税后的35%,其余65%要交给中国网球协会。”
2009年,中国网球迈出了巨大的一步。球员们惊喜地得知,他们可以自由报名国际比赛,不再需要经过批准。12月,中国四名最顶尖、同时“条件成熟”的女子球员——李娜、郑洁、彭帅和晏紫 成为第一批单飞运动员。她们脱离传统模式,获得自由计划自己网球职业的权利——可以自己制定时间表,选择教练和后援团队,只需将一年的赛事按周期上报,而且只用将奖金收益的 8%~12%上交给中国网球协会。
张东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经济决定意识,过去我们老一套的管理方式也是受到了经济发展的限制。现在通过学习人家上百年的发展经验,我们可以缩短这个过程,这样做是对的。李娜问鼎法网,说明我们中国的体育正在改革和开放。我们开始知道,要改革,要发展,就必须要开放。我们网球的运动要想更高水平地发展,就必须要融入国际职业体育体系。今年李娜拿冠军,明天郑洁也可能拿冠军,后天彭帅也可能拿冠军。因为我们照着国际的方式来做了。”
“当然,李娜只能证明我们对运动员培养的成功,如果把这个成功夸大到制度的变革,我认为还不到那个程度。制度是有传承的、有惯性的、有刚性的。它不可能通过某一件事就把制度改变。我们也愿意改变,我们也看到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许多事情是需要形成社会合力的。例如现在有多少学校有网球场?有多少孩子有时间去选择文化艺术体育的爱好?我们需要有大的社会环境,才能谈得上下一步的变革。”张东文说。
记者 李小晓|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