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
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调整战略，鼓励增加高技术产品出口;越南、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利用比我更低廉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加快向美欧等市场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过度依赖外需的中国经济结构正遭受美欧的“压”和新兴经济体的“挤”，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加大了我国走近“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社会风险——
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明显滞后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使发展大跌跟头。
一些国家的教训值得深思：在迈进中等收入阶段后，就业、住房、社保等问题凸显，社会负面因子不断累积，发展一步步掉进“陷阱”而不能自拔。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社会正碰到类似的挑战。近年来，由于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
——收入分配失衡，贫富差距拉大。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鸿沟加宽，“马太效应”愈加明显。财富向资本集中，收入分配向高收入者倾斜，普通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钱包”鼓得很慢，这种差距在通胀状况下更显分明。为求经济增速一高再高，各项投入仍倾向于“物”而不是“人”，对民生的支出有限。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出现，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城市发展贵族化，形成城乡“新二元结构”。
眼下，中国大城市华灯璀璨、高楼林立，可是，城市化一味求大求洋求快，“城市病”越来越严重，房价高、就业难、看病贵以及教育、养老、生活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突出，面临“城市化陷阱”。
资料显示，在西欧、北欧一些国家，政府财政的50%用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用于社保的政府财政也约占30%。在我国，财政用于社保的比重只有15%左右，标准低、覆盖面小，跟不上城市化进程，广大农村的社保领域存在“制度空白”。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认为，我国城镇化率是“虚高”，实际上仍有10%—12%住在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保。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说，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告，全国城镇人口比例达49.6%，但如果以户籍为标准，起码有1亿多生活在城里的人没有真正城市化，而是“被城市化”了。许多进城打工者实现了职业转换、地域转移，却未能实现身份的转变。一些农民多年在城里打工，举家进城却扎不下根，城市内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即户籍市民与无户籍农民工。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向上流动的路变窄。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
“知识改变命运”，在近年的就业压力面前，这句话被打上问号。昂贵的学费、“毕业即失业”等因素使一部分学生放弃高考，知名高校的贫困家庭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比例持续下降。穷家、农家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找到理想工作，需要比其他同龄人更大的付出，却不一定能有同样的机会。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说，社会结构固化、人员流动性不足，阻碍了资源要素特别是“人”这一最核心要素的合理配置，造成动态上的不平等，限制了人的发展，长此以往，将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甚至增长停滞。
不补上社会建设“短腿”，不还清民生欠账，不实现“国强民更富”，中国就很容易掉进“陷阱”，很难走好现代化的“后半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