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风险——
我国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但由“中”到“高”比由“低”到“中”难度更大
“中等收入陷阱”是经济、社会等多种风险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那么，该怎样看待我国面临的相关风险?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分析，长期以来，在“加快发展”大思路下，我国沿袭“过度工业化、过度重工业化、过度出口依赖、过度投资驱动、过度粗放增长”模式，映射到社会、政治和生态领域，就产生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分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腐败滋生等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与有些国家落入“陷阱”前的状况相似，这是中国跨越“陷阱”不得不面对的难关。
但是，也应看到，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发展中的失衡风险仍然可防、可控——
与拉美等一些掉进“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政治安定、金融稳定，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能力，中国经济迎战金融风暴的漂亮答卷就是又一印证;人才总量巨大，资本充足，发展的回旋余地大;“制度红利”还有较大空间，城镇化推进会形成新的“人口红利”;工业化中期的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市场潜力大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仍具备持续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从居民收入看，虽然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但各社会群体的收入水平绝对值普遍增加。国家近年接连出台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的“组合拳”，消费以每年17%—18%的速度增长，超过GDP增速。未来5年，国内市场“蛋糕”会继续做大，消费潜力将被进一步激发。有机构预测，到2015年，中国消费额占全球比重将从2006年的5.4%上升到14.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市场。
从产业结构看，传统工业的产业集中、改造升级、并购重组都在加快，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景看好，现代服务业有很大拓展空间。特别是目前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增速明显提高，一批重大项目在技术上“从跟跑到领跑”，自主创新能力有所加强，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从城市化看，“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将以每年增加0.8个百分点的速度加快推进，一系列建设会带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规模增加带来新的消费需求。人力资源素质提升较快，全国每年新毕业的大学生超过6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些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口。劳动者素质走高可以抵消劳动力数量增速放缓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从社会建设看，盖保障房、扩大就业、推动医改、扶贫开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改善民生被摆在更突出的位置，更多的真金白银投向普通居民包括困难群众，社会事业的“短腿”正在变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判断，就中国的增长形态而言，落入拉美、东欧一些国家那种“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不过，在中国经济增长“自然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增长期的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北京大学教授刘方棫认为，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后，中国有落入“陷阱”的风险，但“十二五”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若能抓住机遇，发挥优势，统筹应对，是可以有所作为并避开“陷阱”的。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指出，对于“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有别国经验可循，但绝无模本可复制，不能以其他国家的轨迹来推断中国的发展走向。
当然，迈过“陷阱”殊为不易。从全世界看，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是转型的关键期。在这一阶段，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经济增长要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社会发展要由追求效率转向追求公平。一些国家就是因为没有完成好增长动力的转换，加上对社会公平性重视不够，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引发社会动荡，最终掉进了“陷阱”。近几十年来，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少数经济体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向高收入国家的转身。与这些国家相比，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由“中”到“高”比先前的由“低”到“中”难度更大、挑战更多。
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化解风险——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主动彻底地转变发展方式
每个经济体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极限”。中等收入陷阱，犹如一个人的“中年危机”。
胡鞍钢说，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认为，转方式调结构是世界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我国避开“陷阱”、再上台阶的现实选择。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中等发达国家，关键就看今后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转变了发展方式，而非短期内经济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长。
